诈骗罪申诉状范文（精选4篇）

诈骗罪申诉状范文 篇1

申诉人：付，男，汉族，x年9月13日出生，籍贯：湖南岳阳，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泰花园康怡居5座302号，身份证号码：。

被申诉人：张，男，x年6月5日生，湖北省天门市人，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天门市胡市镇张中村7组23号，联系电话：1。

申诉人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东中法刑二终字第114号”刑事裁定，认为该裁定司法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不楚、认定事实的方法完全脱离证据、适用法律根本错误、裁决结论显失公平，显系一份从根本上肢解了司法正义、将严重混淆视听根本颠倒是非，若不能及时纠错将根本摧毁基本是非观念的刑事裁决，特依法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你院依法立案再审，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撤销前述审判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不楚、认定事实的方法完全脱离证据、适用法律根本错误、裁决结论显失公平，显系一份根本损害司法公信力、从根本上肢解了司法正义，将严重混淆视听根本颠倒是非，若不能及时纠错将根本摧毁基本是非观念的刑事裁决及其所维持的一审判决;改判被申诉人张和应依法追加为被告人却未被追加为被告人的诈骗罪犯罪行为人张艳华共同犯有诈骗罪，依法从重处罚。

事实与理由：

“()东中法刑二终字第114号”刑事裁定，审判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不楚、认定事实的方法完全脱离证据、适用法律根本错误、裁决结论显失公平，显系一份根本瓦解司法公信力、从根本上肢解了司法正义、将严重混淆视听根本颠倒是非，若不能及时纠错将从根本上摧毁基本是非观念的刑事裁决。

审判程序严重违法表现之一是，遗漏被告人张艳华。张艳华显系应依法追加为被告人却未被追加为被告人的诈骗罪犯罪行为实施者。已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张作案过程中在诈骗涉案款项过程中被遗漏的被告人张艳华提供了重要帮助——作案所使用的张艳华的中国银行账户系张艳华亲自办理的开户手续，被上诉人张作案过程中所诈骗的涉案款项USD38723.89也是张艳华亲自进行赃款转移等处理的••••••而且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依法提交了《追加被告人申请书》，一审法院已经签收，但是没能依法追加、依法审理， 和正确处理。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再次依法提交了《追加被告人申请书》，二审法院也已经签收，但同样没有依法追加，和依法审理。

总而言之，“()东中法刑二终字第114号”刑事裁定及其所维持的一审判决，均因为公然违反司法程序正义原则，遗漏被告人张艳华而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据此，申诉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之明文规定申请再审，你院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之明文规定立案再审，以便及时阻止谬种流传，防止该错误裁决及其所维持的一审判决严重混淆视听、根本颠倒是非，根本摧毁基本是非观念。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四)明文规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立案再审。

此其一。

其二，“()东中法刑二终字第114号”刑事裁定及其所维持的一审判决审判程序严重违法表现之二是，没有搞清楚本案的真正法律属性——本案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所规定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的自诉案件;而非我们被迫起诉时所写的“侵占罪”自诉案件。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本案的司法逻辑的根本混乱——进而，让某些枉法裁判者有机可乘，让司法腐败大行其道。

二审审理期间，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反反复复强调此案的特殊性，尤其是其中的特殊性之一，侦控机关“因故不作为”和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的“因故乱作为”——作出犯罪嫌疑人张行为构成侵占罪的“审查意见”，最终还因为一审法院立案庭某些同志的错误坚持——说我们的案由和诉讼请求只能是“侵占罪”，如果坚持“诈骗罪”即不受理、不予立案且不给任何文书，才导致该案诉讼程序的极度混乱，才导致某些确有徇私枉法动机的人再次“有机可乘”。

申诉人对被申诉人和被遗漏的被告人张艳华共同犯下的诈骗罪犯罪行为的控告和追诉，如()东一法刑初字第389号刑事判决第九页“经审理查明”部分所查明，而不仅限于其所描述的，异常艰难曲折，异常辛酸和心酸••••••对此，申诉人必须进行两点澄清。第一，一审自诉立案过程中，申诉人的代理律师坚持本案要用“诈骗罪”为案由，而法院自始至终不同意，而且明确表示：如果上诉人坚持以“诈骗罪”为案由，那么，法院则坚决不受理、不立案、不理睬，被逼无奈申诉人只好同意先以“侵占罪”立案，到诉讼过程中再纠正过来——变更诉讼请求。第二，每次开庭申诉人的代理律师均有提出本案不能按照“侵占罪”进行审理，应该按照“诈骗罪”进行审理。在第三次【即一审法院的最后一次开庭审理】那个并非正式法庭辩论的辩论过程中明确指出，被申诉人张犯罪行为不能够被评价为“侵占罪”，而应该按照“诈骗罪”进行从重处罚。对此，法庭并非没有注意到——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主审法官杨洁亲自提醒被申诉人及其两位辩护人：“你们对自诉人的代理人提出的张犯罪行为不能够被评价为“侵占罪”，而应该按照“诈骗罪”进行从重处罚，的意见有什么意见?”而被申诉人及其两位辩护人并未提出实质性的反对意见。

()东一法刑初字第389号刑事判决之中所概述的上诉人的代理人龙元富律师的代理意见的内容基本属实。龙元富律师的代理意见是据实而论的有足够证据证明的合法意见，一审法院理应依法予以重视并且作为审理活动的重要提示予以采纳。异常不正常的是在审理活动不能依法结束，在本案应该到案的被告人张艳华没有到案•••等情况之下匆匆做出错误裁判结论，却硬生生将龙元富律师的正确代理意见敷衍了一句“自诉人的代理人提出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实，一审法院忘了被上诉人张行为不构成“侵占罪”也是上诉人的代理人龙元富律师的正确代理意见之一。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种种不规范、和明显偏袒被申诉人的言行，申诉人不想再过多计较，所以也就不想在此一一细述。

案件的核心事实是：()东一法刑初字第389号刑事判决之中第九页第十页所载述的“20xx年8月16日，张以‘东莞市升阳鞋业有限公司’名义，先后两次向E-TEEN公司“宾宝财务唐小姐”发出请款单。其中第一次张指定对方将货款汇入自诉人付银行账户;第二次张以“因外汇管制，升阳鞋厂银行资料现予以更改”为由，指定对方将货款汇入“ZHANG YAN HUA”的银行账户。同月19日，E-TEEN公司委托“PLATEAU LIMITED”公司将38723.89美元汇至上述“ZHANG YAN HUA”的银行账户。”•••张犯罪行为明显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诈骗犯罪行为。”对此，申诉人的代理人龙元富律师也多次展开了言简意赅的分析和阐述。

据此而不仅限于此，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两次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均无证据支持，纯粹以臆测和被告人张一面之词来支撑其裁判逻辑，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司法行为——司法论证错误，结论更加离谱。

申诉人的心情愈加异常复杂、极其沉痛。

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案发已经五年多，没能得到符合公平正义的处理。

迫不得已，依法顺势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却被两级法院两份错误裁判弄得啼笑皆非。今天，只能抱着对“法治中国”的信念继续依法申诉。

本案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司法审理与裁判的逻辑严重混乱根本错误。法院认为，如果构成诈骗罪理应由有管辖权的侦控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而自诉人的代理人认为，在有管辖权的侦控机关没能及时依法提起公诉的情况之下，申诉人作为被害人有权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所规定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之规定依法进行自诉。

本案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所规定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的诈骗罪自诉案件;而非我们被迫起诉时所写的“侵占罪”自诉案件。

为有效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等法律规定提出申诉，以便帮助司法机关及时正确处理此案，以免进一步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严重危害法律的基本尊严;严重混淆视听，根本颠倒是非，若不能及时纠错将根本摧毁我们国家、社会的基本是非观念。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付

联系电话;

x年6月23日

诈骗罪申诉状范文 篇2

申诉人：何，男，x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高中文化，现住黑龙江省海林市。

申诉人因合同诈骗罪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洪刑初字第122号刑事判决书，特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撤销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洪刑初字第122号刑事判决书，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之规定，提出申诉，并要求重新审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一) 申诉人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符合刑法204 条合同诈骗罪法定要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1、原审判决第2页经审理查明中“x年元月，被告人何伙同王国军(己死亡)等人，在没有经海林卷烟厂委托授权的情况下，便以海林卷烟厂监察室的名义与江苏省泗洪县四河芦柴制品厂法定代表人宋飞签订购销苇席和苇折的合同，并且以到货20天后由海林卷烟厂付清全部货款”。原审判决依据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申诉人伙同王国军实施合同诈骗。宋飞所签订的相关合同中，也并不能证实申诉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审判决第3页第2段本院认为“被告人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未经他人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己经构成合同诈骗罪”，申诉人认为，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诉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更没有证据证明申诉人伙同他人，即便在没有得到授权情况下，出具了由我厂负责付款的担保字条，也不能由此推断申诉人主观上就存在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而且签订合同的供需双方也是申诉人经过考察了解的，并非虚构，即便后期证明需方主体不真实，存在欺诈，但也不能由此认为，申诉人同样构成诈骗，因为申诉人一直都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

“非法占有”是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应当具有的目的。而本案当中，申诉人在合同上签字并不是出于非法占有，而是为了促成合同的尽快履行。

不可否认，申诉人何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有一些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比如其出具的货到20天内由我厂负责结账等内容，但是申诉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以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宋飞和蒋怀荣财产的目的，申诉人与宋飞、蒋怀荣签订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宋飞、蒋怀荣的货物能成功出售给吉林市西关粮库(以下简称“西关粮库”)和黑龙江省鸡西市农垦粮油食品购销中心(以下简称“鸡西粮油”)，而申诉人可以从中赚取一些差价，得到一些中间利益。客观上来说，申诉人也确实是通过其朋友刘春荣介绍认识到吴克和郭三等人，从他们这些人口中得知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需要苇席和苇折，申诉人还查看了吴克、郭三等人带来的鸡西市农垦粮油购销中心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见刘春荣的询问笔录)。而本案中报案人宋飞、蒋怀荣等人，虽然其签订的合同中是有申诉人本人的签字并加上海林卷烟厂监察室的公章，但是合同中的需方也确实是西关粮库和鸡西粮油，申诉人从根本也是促成供需双方签订合同，并向供方表示愿意承担担保付款责任的角色。所以，从申诉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证据来看，申诉人完全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和想法。

2、报案人宋飞、蒋怀荣的财物，申诉人从客观上并没有占有，实际上也并没有进行收取或处置。虽然申诉人曾给宋飞出具“我收到宋飞发到鸡西、吉林穴子三车席子三车”的收条，但实际上，申诉人只是看到了提供单，知道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收到了上述货物，才给宋飞出具的，而实际收到货的人是鸡西粮油的刘茂林和吉林的西关粮库(后被泗洪县公安局扣押)，申诉人本人并没有从中间得到任何的利益。原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明申诉人收货或从中受益，或主观有占有财物目的的证明，这些也进一步证明了，申诉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 本案认定申诉人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1、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人员尚有吴克、郭三、孙一杰、刘茂林等人。吴克和郭三是介绍合同需方即西关粮库和鸡西粮油给申诉人的人员，也是这两个人提供给申诉人盖有上述两单位公章的合同，申诉人基于上述合同，才与宋飞等人签订购销合同，但是案发后，该两人一直没有找到。而本案另一关键人员刘茂林(代表鸡西粮油签订合同的人)仅做过两次笔录，在其笔录也证实，其签过两份购销合同，供货的厂家是江苏省泗洪县四河芦柴制品厂(宋飞)，相关货物在xx年3月就全部收到了，其处理了一部分货，吴克拉走了一部分货，合同也是其签订的，其签的是刘文学的名字，盖了单位的公章。从刘茂林所述事情来看，至少证明，第一，申诉人是确认苇折与苇席的需方后，又与宋飞签订的供货的合同，申诉人主观上没有编造莫须有的需方，其主观上认为己经找到了合适的货物的供需双方，合同有可以履行的基础;第二，申诉人并没有实际占有控制货物也没有出售处理过涉案货物。而案发后，侦查机关也一直都没有查到郭三、吴克等人的下落，刘茂林本来亦被取保候审，但在案件后期侦办过程中也竟然没有了下落。作为查清本案的关键，上述几人可能才是真正涉嫌诈骗犯罪的人员，但原审在没有查清上述事实和取得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申诉人有罪，是本案定罪证据的不确实、不充分的体现。

2、本案另一关键人员王国军死亡，从原审证据中，无法得出申诉人伙同王国军实施合同诈骗的证据。

从公安机关对案件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王国军是联系报案人宋飞、蒋怀荣等人的主要联络人员，王国军之前就曾与宋飞有过苇折、苇席的货物交易，宋飞也是通过王国军才接触到申诉人，而蒋怀荣完全不认识申诉人，仅是通过几次电话。申诉人联系苇折、苇席的购销也是基于对朋友王国军的信任，出于朋友帮忙，且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差价好处等想法，为了促成购销双方成交，才帮助朋友王国军作出了一些带有欺骗性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根本原因，也是出于朋友帮忙，相信王国军说的10天就应当能够付款的前提下才作出的。王国军是否具有诈骗目的，申诉人无法做出判断，但是从现有证据来看，王国军伙同申诉人合同诈骗的结论并没有证据支持。原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也属于定罪证据不确实。

(三)纵观本案全部证据得出的基本事实可以看出，申诉人也是受害人之一，申诉人并没有犯罪行为。原审判决认定证据不全面。

从本案证据，可得出的基本事实是：1997年申诉人通过郑丘安与王国军认识，王国军称其有苇穴和苇席等货品，让申诉人帮助联系销路，后申诉人向朋友刘春荣提起此事，刘春荣介绍了吴克、郭三认识，吴、郭称有门路销售给鸡西粮油、西关粮库等地方，后上述三人带了己经盖好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公章的合同给申诉人，申诉人后将合同给了王国军，xx年初，王国军又将合同给了宋飞等人去签订合同。宋飞发货后不久。王国军告诉申诉人，称他们被骗了，鸡西粮油的合同上的章是假的，西关粮库也没有孙一杰这个人。xx年5月20日，申诉人让王国军到牡丹江市公安局东安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报案内容主要是被刘茂林和孙一杰以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的名义进行的合同诈骗，签订的购销合同中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的章是假的。后东安公安分局进行了调查，刘茂林于xx年7月14日被取保候审。xx年9月1日，吉林市西关粮库的三车皮苇折被泗洪县公安局扣押。鸡西粮油的3车苇席被刘茂林转移。以上事实有申诉人的供述，刘春荣的询问笔录、王国军的报案笔录、刘茂林的询问笔录及泗洪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说明等相互佐证。从以上证据及基本事实可以看出，申诉人根本没有犯罪的故意，也没有构成犯罪的行为，其也是受了吴克、郭三、孙茂林、孙一杰、王国军等人的欺骗，期望从中获得中间差价的利益，对宋飞等人实施了一些欺骗性的行为，但从这些行为中，并不能证明申诉人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反而可以看出申诉人受到欺骗，也是受害人之一。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审查全部证据，考虑案件证据之间的矛盾性，实属对证据认定的不全面，不充分。

二、 原审判决认定的赃物价值有误，需追缴的数额与实际不符。

在原审判决书判决内容的第二项(判决书第3页最后一行)“被告人何骗取的赃物价值计人民币632920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本案中，在案发后的x年9月1日和9月2日，泗洪县公安局扣押了苇穴子(折子)三火车皮，三火车皮其中有387件拉去了西河粮库(见泗洪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而该三火车皮苇折共计9460片，每片22元，即价值208120元，在x年9月20日，本案被害人江苏省泗洪县四河芦柴制品厂法定代表人宋飞即收到了其中的西河粮库的387件(见宋飞手写的收条一份)。

所以从以上内容可见，即便申诉人构成合同诈骗罪，需追缴返还给被害人的赃物价值也决非是原审判决中认定的632920元。实际数字与判决相差甚远，从此内容也可以看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认定不清，定罪证据亦不确实、不充分。

申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应当具有的就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而本案证据根本不能证明，申诉人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因此申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即便申诉人出具过担保付款之类的内容，也和合同诈骗罪没有关系，申诉人的行为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原审判决中确定的应向申诉人追缴的需返还被害人的赃款数额与实际不符，相差甚远，将己被公安部门扣押及返还给被害人的财物数额也均计算追缴数额之内，实属事实不清。为洗脱申诉人的冤屈，申诉人特依法提出申诉，恳请贵院能够查明事实，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还申诉人清白，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所在。

此致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何

诈骗罪申诉状范文 篇3

申诉人：杨某某，系原审被告人闫某某妻子，女，汉族， 1968年6月3日出生，河南#县人。

申诉人对某市某区区人民法院()某刑初字第143号刑事判决书不服，特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闫某某合同诈骗案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请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申诉人认为，某市某区区人民法院()某刑初字第143号刑事判决，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在适用法律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尤其重要的是：在原审判决作出之后，被告人被粗暴的剥夺了上诉的法定权利，这个事实是申诉人在判决生效之后通过会见被告人时才得知的。

一、被告人被拘留于某市第一看守所时，有关人员采取非法手段迫使被告人失去自由意志，无法提起上诉，使被告人的上诉权利被粗暴的剥夺，失去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机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之规定，被告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法律赋予了被告人上诉的权利。但是本案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却被粗暴剥夺，严重侵害了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

原审判决之后，被告人亲属包括申诉人都不服原审判决，坚决要求上诉，然而在上诉期间，办案人员对申诉人称，如果不服判决可以在看守所里直接上诉。另人匪夷所思的是被告人接到判决书后又表示不上诉，而且被告人说要尽早下监，下监狱会舒服些，况且刑期也不长，争取在监狱表现好些，尽可能争取减刑，申诉人由于法律实践限制不能见到被告人，无法了解被告人的情况，加上办案人员的劝诱，于是就相信了。

但是，当申诉人在原审判决生效后到监狱里探望被告人时，问被告人为什么不上诉时，被告人告诉申诉人，自己在接到原审判决后，明确表示不服，要求上诉，但是却被有关人员采取非法的手段对其肉体和精神上予以折磨，使用诸如不让被告人吃饭、喝水、睡觉等手段，迫使被告人放弃上诉的念头，致使被告人连想死的心思都有了，由于实在是受不了，所以才违背自己的意志，没有坚持上诉。

综上所述，办案人员无视法纪、滥用私刑，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使被告人丧失了法律救济的机会，已经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刑法》，是明目张胆、彻彻底底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其这种滥用职权、侵权行为从另一个方面又更是欲盖弥彰，充分说明原审判决存在着严重错误，如果原判合乎法律，何必冒如此之大不韪阻止被告人上诉呢?

二、在本案涉嫌犯罪事实方面，原审判决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与受害人的纠纷是民事合同违约纠纷，而非刑事犯罪，原审却将“合同诈骗”和一般民事合同违约纠纷混淆，实属事实不清、定性错误。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1、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意图。

某市某区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闫某某伙同谷某某(另案处理)以装修郑州市某大酒店为名，分别于x年1月27日和x年2月9日给河南省某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胡某某和河南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周某某签订两份相同的装修合同，是闫某某虚构事实的表现。某区人民法院据此认定闫某某合同诈骗罪成立，这是极为错误的。

申诉人已经在开庭时拿出闫某某与胡某某签订装修合同的副本，胡某某已经明确签字“此合同作废”。然而某区区人民法院却没有认定，在判决书中只字不提，事关本案定性的重要证据，法院却熟视无睹。事实上闫某某没有与胡某某签订装修合同，因为作废的合同自始至终是无效的。法院不应以闫某某签订了两份相同的装修合同就据此判决其有罪。

在本案中，被告人在和张某某设立河南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后，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钱财的目的，更没有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周某某、马某某、苏某某等人的财物。被告人一直是在做实业生意，其之所以陷入涉嫌刑事犯罪的泥沼是因为在本案中，被告人公司投资人张某某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致使工程一再延期，致使其民事合同违约，根本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不沾边。

2、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事实上本案发生过程中，是另案处理的谷某某一直假借某公司和被告人的名义，骗取他人钱财。在x年9月6日某市公安局城北分局对被告人第一次的讯问笔录中提到，x年谷某某私自在平顶山周某某的项目部拿走30万元现金。证人张某某也证实，两笔10万和20万共30万的现金都是在谷某某以保证金的名义参与下取得的，与被告人无关，被告人直到被拘留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使用欺骗手段去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之意图，当然也就根本不符合该犯罪构成。

而且，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与谷某某是伙同作案，但却将谷某某另案处理，使被告人成为本案的、单独的刑事责任直接承担者。尤其让申诉人迷惑不解的是，在本案中“合伙作案”的谷某某是作为证人的身份出现的，不但没有依法追究其应负的刑事责任，而且至今谷某某仍逍遥法外，不能不说这是严重违背事实、法律的。

3、被告人涉嫌的犯罪金额认定错误。

原审法院仅仅以谷某某的证言为主要证据，就直接判定被告人的涉嫌犯罪数额。由于被告人的涉嫌犯罪数额，只有谷某某的单方证言，并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所以原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同样证据不足。

4、被告人涉嫌犯罪获得的财物均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更说明被告人没有骗取钱财的目的。

本案中，被告人拿到的钱款，都用于公司的房租和日常办公开支，并没有作出诸如：携带受害人财物逃跑、大肆挥霍受害人的钱款、转移隐匿受害人财物等行为，更说明被告人是实实在在办实业、正正经经做生意，而非通过欺骗手段包括签订合同去骗取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用于挥霍。

总之，被告人主观上不存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欺骗取对方，没有非法占有其财物的故意，客观上依法经营公司，并将营业收入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开支。在与河南某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并不是故意违反合同约定，而是由于公司经营中的问题致使履行合同不能。而履行合同不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公司投资人资金的迟迟不能到位，发生连锁反应致使装修工程一再拖延。而这一切都是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公司和被告人虽然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但终归属于民事合同的违约纠纷的范围，不能将其混淆到刑事犯罪之中。

三、即使被告人涉嫌犯罪，原审法院依据错误的犯罪数额，未综合考虑被告人已返还受害人的赔偿数额，属于法律适用严重错误。

原审判决确认的案件事实为：被告人同谷某某以中标保证金及进场保证金等理由，二次骗取河南某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周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骗取河南某有限公司经理马某某、副经理苏某某六万元，导致河南省某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损失二十五万元。

但是判决却忽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也是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x年12月19日，被告人将其妻的别克轿车(豫A)，以十五万元的价格抵给了河南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周某某。另外，本案中另一直接责任人谷某某也分别于x年12月9日、12月11日两次退还某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经理周某某8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指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对合同诈骗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应以受骗方直接损失，也即受害方因为受骗而实际支付的数额作为定罪数额，以每个受害人实际交付的数额减去犯罪分子偿还的数额的总和，作为这类合同诈骗罪数额的认定，较为客观公正。

另外，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印发《关于我省适用新刑法有关条款中犯罪数额、情节规定的座谈纪要》的通知关于224条合同诈骗罪规定：数额较大：五千元以上;数额巨大;五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三十万元以上。单位犯罪：数额较大;二万元以上;数额巨大：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五十万元以上。

结合本案，原审法院在查明被告人已退还并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二十三万元的前提下，犯罪数额应当是十三万元，况且公诉人提交的编号第34份证据，某分局经侦大队x年9月28日出具的证明显示，被告人现在欠周某某是7万元，欠某某和苏某某是6万元，共欠13万元。因此，即便被告人涉嫌犯罪，该案犯罪涉嫌数额也应是巨大，而不是特别巨大，法定刑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选定。原审法院在没有准确认定被告人犯罪数额的情况下，适用加重法定刑，应当依法纠正，况且被告人实际上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就错误适用法律，判决被告人有罪，而且判决如此严厉，严重侵害了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加上对被告人上诉权的粗暴剥夺，更说明本案的审判错误。

所以，为维护刑事法律尊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洗清被告人的冤屈，还被告人一个公道，申诉人特此申诉，请求有关部门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

此致

申诉人：

年 月 日

诈骗罪申诉状范文 篇4

申诉人：何，男，x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高中文化，现住黑龙江省海林市。

申诉人因合同诈骗罪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洪刑初字第122号刑事判决书，特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撤销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洪刑初字第122号刑事判决书，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之规定，提出申诉，并要求重新审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一) 申诉人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符合刑法204 条合同诈骗罪法定要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1、原审判决第2页经审理查明中“x年元月，被告人何伙同王国军(己死亡)等人，在没有经海林卷烟厂委托授权的情况下，便以海林卷烟厂监察室的名义与江苏省泗洪县四河芦柴制品厂法定代表人宋飞签订购销苇席和苇折的合同，并且以到货20天后由海林卷烟厂付清全部货款”。原审判决依据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申诉人伙同王国军实施合同诈骗。宋飞所签订的相关合同中，也并不能证实申诉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审判决第3页第2段本院认为“被告人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未经他人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己经构成合同诈骗罪”，申诉人认为，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诉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更没有证据证明申诉人伙同他人，即便在没有得到授权情况下，出具了由我厂负责付款的担保字条，也不能由此推断申诉人主观上就存在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而且签订合同的供需双方也是申诉人经过考察了解的，并非虚构，即便后期证明需方主体不真实，存在欺诈，但也不能由此认为，申诉人同样构成诈骗，因为申诉人一直都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

“非法占有”是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应当具有的目的。而本案当中，申诉人在合同上签字并不是出于非法占有，而是为了促成合同的尽快履行。

不可否认，申诉人何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有一些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比如其出具的货到20天内由我厂负责结账等内容，但是申诉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以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宋飞和蒋怀荣财产的目的，申诉人与宋飞、蒋怀荣签订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宋飞、蒋怀荣的货物能成功出售给吉林市西关粮库(以下简称“西关粮库”)和黑龙江省鸡西市农垦粮油食品购销中心(以下简称“鸡西粮油”)，而申诉人可以从中赚取一些差价，得到一些中间利益。客观上来说，申诉人也确实是通过其朋友刘春荣介绍认识到吴克和郭三等人，从他们这些人口中得知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需要苇席和苇折，申诉人还查看了吴克、郭三等人带来的鸡西市农垦粮油购销中心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见刘春荣的询问笔录)。而本案中报案人宋飞、蒋怀荣等人，虽然其签订的合同中是有申诉人本人的签字并加上海林卷烟厂监察室的公章，但是合同中的需方也确实是西关粮库和鸡西粮油，申诉人从根本也是促成供需双方签订合同，并向供方表示愿意承担担保付款责任的角色。所以，从申诉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证据来看，申诉人完全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和想法。

2、报案人宋飞、蒋怀荣的财物，申诉人从客观上并没有占有，实际上也并没有进行收取或处置。虽然申诉人曾给宋飞出具“我收到宋飞发到鸡西、吉林穴子三车席子三车”的收条，但实际上，申诉人只是看到了提供单，知道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收到了上述货物，才给宋飞出具的，而实际收到货的人是鸡西粮油的刘茂林和吉林的西关粮库(后被泗洪县公安局扣押)，申诉人本人并没有从中间得到任何的利益。原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明申诉人收货或从中受益，或主观有占有财物目的的证明，这些也进一步证明了，申诉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 本案认定申诉人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1、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人员尚有吴克、郭三、孙一杰、刘茂林等人。吴克和郭三是介绍合同需方即西关粮库和鸡西粮油给申诉人的人员，也是这两个人提供给申诉人盖有上述两单位公章的合同，申诉人基于上述合同，才与宋飞等人签订购销合同，但是案发后，该两人一直没有找到。而本案另一关键人员刘茂林(代表鸡西粮油签订合同的人)仅做过两次笔录，在其笔录也证实，其签过两份购销合同，供货的厂家是江苏省泗洪县四河芦柴制品厂(宋飞)，相关货物在98年3月就全部收到了，其处理了一部分货，吴克拉走了一部分货，合同也是其签订的，其签的是刘文学的名字，盖了单位的公章。从刘茂林所述事情来看，至少证明，第一，申诉人是确认苇折与苇席的需方后，又与宋飞签订的供货的合同，申诉人主观上没有编造莫须有的需方，其主观上认为己经找到了合适的货物的供需双方，合同有可以履行的基础;第二，申诉人并没有实际占有控制货物也没有出售处理过涉案货物。而案发后，侦查机关也一直都没有查到郭三、吴克等人的下落，刘茂林本来亦被取保候审，但在案件后期侦办过程中也竟然没有了下落。作为查清本案的关键，上述几人可能才是真正涉嫌诈骗犯罪的人员，但原审在没有查清上述事实和取得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申诉人有罪，是本案定罪证据的不确实、不充分的体现。

2、本案另一关键人员王国军死亡，从原审证据中，无法得出申诉人伙同王国军实施合同诈骗的证据。

从公安机关对案件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王国军是联系报案人宋飞、蒋怀荣等人的主要联络人员，王国军之前就曾与宋飞有过苇折、苇席的货物交易，宋飞也是通过王国军才接触到申诉人，而蒋怀荣完全不认识申诉人，仅是通过几次电话。申诉人联系苇折、苇席的购销也是基于对朋友王国军的信任，出于朋友帮忙，且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差价好处等想法，为了促成购销双方成交，才帮助朋友王国军作出了一些带有欺骗性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根本原因，也是出于朋友帮忙，相信王国军说的10天就应当能够付款的前提下才作出的。王国军是否具有诈骗目的，申诉人无法做出判断，但是从现有证据来看，王国军伙同申诉人合同诈骗的结论并没有证据支持。原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也属于定罪证据不确实。

(三)纵观本案全部证据得出的基本事实可以看出，申诉人也是受害人之一，申诉人并没有犯罪行为。原审判决认定证据不全面。

从本案证据，可得出的基本事实是：1997年申诉人通过郑丘安与王国军认识，王国军称其有苇穴和苇席等货品，让申诉人帮助联系销路，后申诉人向朋友刘春荣提起此事，刘春荣介绍了吴克、郭三认识，吴、郭称有门路销售给鸡西粮油、西关粮库等地方，后上述三人带了己经盖好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公章的合同给申诉人，申诉人后将合同给了王国军，98年初，王国军又将合同给了宋飞等人去签订合同。宋飞发货后不久。王国军告诉申诉人，称他们被骗了，鸡西粮油的合同上的章是假的，西关粮库也没有孙一杰这个人。98年5月20日，申诉人让王国军到牡丹江市公安局东安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报案内容主要是被刘茂林和孙一杰以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的名义进行的合同诈骗，签订的购销合同中鸡西粮油和西关粮库的章是假的。后东安公安分局进行了调查，刘茂林于98年7月14日被取保候审。98年9月1日，吉林市西关粮库的三车皮苇折被泗洪县公安局扣押。鸡西粮油的3车苇席被刘茂林转移。以上事实有申诉人的供述，刘春荣的询问笔录、王国军的报案笔录、刘茂林的询问笔录及泗洪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说明等相互佐证。从以上证据及基本事实可以看出，申诉人根本没有犯罪的故意，也没有构成犯罪的行为，其也是受了吴克、郭三、孙茂林、孙一杰、王国军等人的欺骗，期望从中获得中间差价的利益，对宋飞等人实施了一些欺骗性的行为，但从这些行为中，并不能证明申诉人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反而可以看出申诉人受到欺骗，也是受害人之一。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审查全部证据，考虑案件证据之间的矛盾性，实属对证据认定的不全面，不充分。

二、 原审判决认定的赃物价值有误，需追缴的数额与实际不符。

在原审判决书判决内容的第二项(判决书第3页最后一行)“被告人何骗取的赃物价值计人民币632920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本案中，在案发后的x年9月1日和9月2日，泗洪县公安局扣押了苇穴子(折子)三火车皮，三火车皮其中有387件拉去了西河粮库(见泗洪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而该三火车皮苇折共计9460片，每片22元，即价值208120元，在x年9月20日，本案被害人江苏省泗洪县四河芦柴制品厂法定代表人宋飞即收到了其中的西河粮库的387件(见宋飞手写的收条一份)。

所以从以上内容可见，即便申诉人构成合同诈骗罪，需追缴返还给被害人的赃物价值也决非是原审判决中认定的632920元。实际数字与判决相差甚远，从此内容也可以看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认定不清，定罪证据亦不确实、不充分。

申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应当具有的就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而本案证据根本不能证明，申诉人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因此申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即便申诉人出具过担保付款之类的内容，也和合同诈骗罪没有关系，申诉人的行为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原审判决中确定的应向申诉人追缴的需返还被害人的赃款数额与实际不符，相差甚远，将己被公安部门扣押及返还给被害人的财物数额也均计算追缴数额之内，实属事实不清。为洗脱申诉人的冤屈，申诉人特依法提出申诉，恳请贵院能够查明事实，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还申诉人清白，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所在。

此致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