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上诉状（通用4篇）

诈骗罪上诉状 篇1

上诉人:周x(曾用名周),女,19xx年xx月xx日生,回族,初中文化,住xx市市中区xx街号。x年3月2日因涉嫌诈骗罪被xx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xx市xx区看守所。

上诉人不服xx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市中刑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依法提起上诉。

上 诉 请 求

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认定上诉人无罪。

事 实 与 理 由

一、原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是错误和歪曲的。

原审认定错误一:x年至x年,被告人以办理党x、杨x、李x到山东师范大学上学,通过党,以交学费、赞助费、花钱请客送礼等接口诈骗党及党x、杨x、李家现金65400元。该查明歪曲事实真相。

上诉人在与党等人交往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他们的财务。主观上更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上诉人在办理上述几名学生的事宜时,均是他们主动找到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为其提供帮助。上诉人并没有虚构事实、夸大自己的能力,诱骗他们找上诉人帮忙。而且上诉人在接受他们的委托后反复、多次往返-济南两地,积极主动为他们所托事宜奔波操劳。而且随时将所托事情的进展情况告知他们,并未隐瞒任何真相。在此过程中,上诉人不仅仅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动用了自己大量的社会关系,支出了较大数额的费用。上诉人的行为完全是一种受人所托的委托代理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据此,上诉人在为其办理受托事务时要其垫付相关费用不仅仅合乎情理,也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况且,在接受他们委托之初,上诉人就一再向他们承诺:如果办不成事,就把所收费用退还给他们。在x年9月,上诉人还专门为此出具了一份保证书,郑重承诺:如果办不成事就把钱退还给他们。

因此,上诉人主观上既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亦未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他人财物。原审的此项认定是错误的。

原审认定错误二:x年至x年,被告人以办理于x、孟到山东省公安专科学校上学为由,以办理高中毕业证、请客吃饭、花钱送礼等借口,诈骗于、于x现金52600元。该查明歪曲事实真相。

上诉人在办理上述事宜时,同样没有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他们的财物,主观上更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诉人不仅想方设法安排于x、孟到枣庄市体校上学、到山东省体校参加暑期训练、为其办理了高中毕业证书,而且在他们二人未参加高考、不是应届毕业生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使二人成为山东大学法学院网络班学生。现在二人均已毕业,取得了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如前所述,上诉人为二人办理上学事宜在法律上应认定为委托代理行为,所支出的相关费用理应由二人及其家长承担;并且在上诉人成功完成受委托事务的情况下,亦有权获得一定的劳务报酬。

Xx市体校老师孙承认:“我的朋友刘,原是山师大的老师,后来自己办了个武术院,他和山师大有协议……可以报考山师大的单招生……因为刘与山师大有合作关系,可以优先录取……他想扩大生源……我就把这个情况给周说了”。该证言证明,在办理于x、孟上学的事情上上诉人即使有部分信息不完全符合实际,也不是上诉人故意编造或者虚构出来的。而是相关教育机构及其负责人员不真实的陈述所造成的。

山东大学法学院x年公开发布的招生简章明确表明:“录取方式,参加x年国家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总分400分以上;学制4年。成绩合格,学校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山东大学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规定的,学校颁发学士学位证书”。而于x、孟二人既不是应届毕业生,其考试成绩更不可能达到400分(二人高中毕业证均不是正常途径所取得),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并最终毕业,完全是靠上诉人多方努力的结果。原审法院置上述事实真相于不顾,错误的认定:“只要交费就可以上学,学校也没有他们的正规档案”。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显然是错误的。

原审认定错误三:x年8月,被告人以帮助办理对冯伤情进行重新鉴定,减轻崔x、李等人罪责为由,以缴纳鉴定费的名义,骗取许现金5000元。该查明歪曲事实真相。

上诉人收取许xx5000元现金时,曾明确向其表示:如果重新鉴定的事办不成就把钱退给她。并且为了表明自己并未占有此款的诚意,上诉人还将一张5000元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收款凭证交给了许。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上诉人从一开始就告知许:事情能否办成功只是个未知数。上诉人客观上毫无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

并且,上诉人主观上也没有非法占有许财物的故意。5000元取保候审保证金收款凭证,是上诉人为上诉人之子文x办理取保候审时公安机关收取保证金的收款证明。根据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期间如果文x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该笔款项将被公安机关予以没收;如果文x遵纪守法未违反相关规定,则该笔保证经将退还上诉人。从物权法上来说,该保证金在未被没收之前其所有权人仍为上诉人。从这个意义上看,该凭证可以视为是一种预期可以得到返还的利益。因此,上诉人将该保证金凭证作为抵押交由许持有,毫无欺诈意图可言。而且,在上诉人无此收款收据证明的情况下,即便取保候审期满,上诉人也很难索要回该笔保证金。上诉人自身都将损失5000元,更谈不上骗取非法利益了。

因此,许与上诉人之间的5000元纠纷,其法律性质理应视作普通债权债务。原审法院认定构成诈骗扭曲了事实真相。

原审认定错误四:x年6月至11月被告人以帮助郑给郑重新进行伤情鉴定为由,以鉴定费、借款、跑腿好处费等名义,骗取郑现金25900元

上诉人曾经帮助郑给郑x办过伤情重新鉴定一事是事实,但上诉人从未收取过原审判决所认定的25900元现金。

x年3月份,上诉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时,还随身携带着郑x的体检报告、健康证明等。上诉人从未懈怠自己受托事务,一直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如果上诉人意图诈骗,又怎么会在9个多月之后还在为他的事情奔忙操劳呢。

原审判决仅仅根据郑一家人所谓的指控,在没有任何书证或其他旁证证明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构成犯罪,完全是一种主观归罪方式,违背了我国刑事审判: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基本原则

二、原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足。

原审判决的四项错误认定,有一个共同特征:既案件所谓的受害人都曾经试图通过上诉人获取这样那样的“非法利益”。他们或者是在子女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情况下,妄图取得大学毕业证书;或者想通过重新鉴定、减轻罪责等手段试图妨碍司法公正。他们这一共同违法需求促使他们必然为了推卸自身责任、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而隐瞒事实真相。甚至借歪曲、捏造事实来达到打击报复上诉人。

而原审法院仅仅依靠这些所谓的被害人的陈述;以及他们那些同样因为曾经追求过非法目的而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进而必然为了掩盖自身违法行为而扭曲事实真相的近亲属们,所做的所谓证言作为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的依据。

对于案件所涉及的四项指控(除5000元保证金收据外)均没有书面材料予以佐证。(并且,原审审理过程中还有意回避了对上诉人有利的书面证据材料的质证)。原审认定上诉人诈骗金额高达148900元。但在判决书中却仅对5000元(保证金收据)书面证据予以采信。剩余143900元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实!

三、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涉案数额是不准确的。

如上所述,原审判决所涉及的143900元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实。必然造成原审认定数额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如:(原审认定错误三,认定上诉人诈骗于、于x52600元)于陈述,证实在x年7月份……(上诉人)第一次说需要2、3千块钱,给了周x1000元。周x说办这些事不容易,要去省公安厅找人,在济南给了她8600元。后来谈到他外甥孟x上学的事,她说可以办,让拿一万元…..其妹于x,拿出一万元给了他……后来……说给孟x办上学的事要2万,给于x办学要1万,一共2万元。于是找于要了1万,一共2万元。….到了10月份周x说花了她不少钱,让拿1万元给她,到了11月份,把10000元凑齐,是在市中区法院门口交给周x。说上省公安专科学校不太好办,并且还得交3万元,她可以活动到山东大学法学院,是本科,我一听就同意了。……x年5月份给周x3000元。

上述数额相加高达72600元,而公诉书及原审认定的数额是52600元,原审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

上诉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本案他人财物的故意。上诉人与他们之间的纠纷系民事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上诉人在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来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上诉人是接受他们的委托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上诉人的行为既得到了他们的授权亦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上诉人在处理受托事务过程中一直积极、主动把遇到的各种情况向委托人及时汇报。既没有夸大相关事实也没有隐瞒有关真相。原审判决民、刑不分,误将民事纠纷做犯罪认定,对上诉人构成诈骗罪的认定是错误的。

上诉人相信二审法院的法官法理透彻,明辨是非,能够还上诉人的清白。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诈骗罪上诉状 篇2

上诉人：

被上诉人：x市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住所地：x市xx区广场xx小区号。

法定代表人：黄，联系电话： 。

上诉请求：

1、撤销港口区人民法院()港民初字第1025号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是错误的。

1.1、被上诉人在宣传资料中称：“中高档写字楼供应整体规模仍然偏小，核心区的写字楼市场将持续升温。”这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案标的物位于港口区，事实上港口区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空置率非常高，不存在“仍然偏小”“持续升温”的说法。

1.2、被上诉人宣传资料中宣称预计x年底GDP总量1000亿，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和实际情况不符，x市近十年中最高GDP年份为x年，总量588.9亿，x年不可能达到被上诉人宣称的数据。

1.3、被上诉人宣传资料中宣称标的物大厦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第一政务中心”、“第一商务中心”、“第一景观大道”等虚假广告。

1.4、被上诉人宣传资料中用“最佳”，多处用到“第一”，这些绝对化的广告用语违反法律规定。

1.5、在被上诉人的宣传资料中被上诉人做出的免责声明“本广告图文仅供参考，最终以政府批文及合同为准，开发商拥有最终解释。”上诉人因信任被上诉人广告宣传而购买该房产，被上诉人行为故意给上诉人造成损失，应当属于《合同法》53条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

1.6、被上诉人在宣传资料中的说明具体确定，对上诉人决定购买该房产及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被上诉人上述宣传应当视为合同内容，被上诉人现在违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被上诉人的宣传资料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判决书认定是“整体坏境的介绍，较为笼统”是明显错误的，以上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商会大厦宣传资料》证明。

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范围之内”售房，是错误的。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x年9月23日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被上诉人x年9月16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被上诉人在和上诉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时候，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范围之内”是错误的。

3、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避税款’的收款人为被告”，是错误的。

3.1、三张收据上的所有字迹均完全一致，均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张晶晶所写，张晶晶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行为，其法律效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三张收据的签字两张为张晶晶签字，一张为陈签字，但法律效果都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

3.2、上诉人三张收据上的金额(40792元、65272元、101947元)和上诉人提供的双方签订的证据补充3《置业计划表》上约定的(第一期40792元、预售证下来付65272元、第一期定金50000加第二期51749元。)完全对应，上诉人是按照约定的置业计划向被上诉人支付三笔购房款。

3.3、上诉人收据中金额为40792元的那张收据上是陈签字，没有盖章，但同样合法有效。

3.4、在三笔款中争议的是40792元的这笔，这笔钱是打入了第三方(南宁市xx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住所地：南宁市xx区xx大道号国际城x号楼号。法定代表人：陈。)账户中，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多次自认该第三方不是其代理商，故虽然收据上是写的“购房服务费”但实际上是不会存在中介费及其它费用，因为上诉人和该第三方公司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中介服务协议，上诉人也未接受到任何中介服务，(需要强调的是，上诉人已经在南宁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控告该公司，据航洋国际物业反映从未出现过该公司在该注册地址。)，最开始被上诉人告知这笔钱是“避税款”，故打入第三方账户，上诉人才同意打入第三方账户及接受在收据上载:“服务费”，综上;上诉人是依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把钱打入了第三方账户，无论第三方账户是谁，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法律应予以保护。

以上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收据》《置业计划表》《银行交易单据》证明。

4、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是错误的。

4.1、被上诉人丧失商业信誉，上诉人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再依约办理按揭，合理期限后，被上诉人不恢复商业信誉，上诉人有权解除。

4.1.1、上诉人依照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置业计划表》履行了支付义务后，其中有一笔款项依照被上诉人指定打入了第三方账户，但是被上诉人不承认收到其中一笔款项。

4.1.2、原被上诉人在x年5月5日同意上诉人如是两天内到达被上诉人售楼部，则无条件解除合同，全额返还购房款，上诉人如期达到后，被上诉人违约，只同意退还全部购房款的部分款16万6千。

4.1.3、被上诉人意图诈骗上诉人，索要2万元的撤案费，说是其转交给房管局，但实际上房管局收取的只是300元。

综上被上诉人不恪守诚实信用，丧失了商业信誉，根据《合同法》第68条规定：“应当履行债务的当事人，在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丧失商业信誉的，可以中止履行。”上诉人不再依照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买合同》办理按揭手续，有法律依据。

以上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录音》和《电话通话清单》证明。

4.2、被上诉人不承认收到三笔购房款，构成根本性违约，上诉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上诉人依照被上诉人的指定，把其中一笔钱打入了第三方账户，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但是兹后被上诉人否认收到该笔购房款，致使上诉人无法依照合同实现目的，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四款: “当事人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关于根本性违约的规定。上诉人有权依照《合同法》69条规定单方面解除合同。

以上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录音》及《电话通话清单》证明。

4.3、被上诉人逾期交房，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的交房期限是x年6月30日，只到x年8月10日开庭时，仍然未能交房，对方当事人当庭自认确实至开庭时也不能交房，自来水及燃气管道均还未安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交房。

依照法律规定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出卖人逾期在90天内，被上诉人承担每日已付房款千分之五违约金。出卖人逾期90天以上，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违约金为已付款的10%。

以上有上诉人提交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被上诉人自认证明。

4.4、被上诉人存在诈骗行为。

x年5月5日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两天内赶到售楼部则无条件解除合同，全额返还购房款，上诉人依照被上诉人的要求两天内赶到了被上诉人售楼部后，被上诉人违约，同时存在诈骗行为。

以上上诉人提交《录音》证明。

4.5、上诉人已经行使单方解除权，合同已经解除。

根据本案事实，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的依据在上文已经详细论述了，第一、被上诉人存在虚假宣传，第二、被上诉人售房时无预售许可证，第三、被上诉人丧失商业信誉，上诉人依法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在合理期限被上诉人没有恢复商业信誉，上诉人有权行使单方解除权，第四、被上诉人不承认收取到三笔购房款，构成根本性违约，上诉人有权行使单方解除权，第五、合同约定x年6月30日交房，只到x年8月10开庭，被上诉人的房子依旧不能完工，不能交付，构成违约。第六、被上诉人诈骗索要2万元撤案费，存在诈骗行为，再次论述以下两点：

4.5.1、根据《合同法》第69条上诉人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后，上诉人已经及时通知了被上诉人(x年5月5日电话中上诉人已经要求解除合同、同时本代理人也发送了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同时向公安机关及检察院提起刑事控告)，但被上诉人依旧没有恢复商业信誉的任何行为，所以，上诉人有权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已经解除。

4.5.2、根据《合同法》第94条根本性违约的规定，上诉人可以行使单方解除合同权。

综上：从本案x年5月5日的录音中证明，上诉人已经行使了单方面解除权，所合同已经解除，这种单方解除权，不需要被上诉人同意，更何况在x年5月5日被上诉人也同意无条件解除合同。

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

1、被上诉人一审开庭时当庭提起反诉，在一审法院没有做任何处理，判决书也只字不提。

2、本案被上诉人有两位代理人出庭，判决书上只载明一位。

本案中，被上诉人开庭时出现两位代理人，一位是广西精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勍勍律师，另一位是被上诉人员工陈姓经理，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员工自认两点对于被上诉人不利的事实第一、本案争议标的物房屋，是先预售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第二、合同约定交付期限为x年6月30日，但直到x年8月10日开庭时该标的物仍然不能交付。

在判决中该陈姓经理，作为被上诉人代理人居然没有出现，其自认事实也未有出现。

3、本案x年6月3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x年10月30日后超过审限，x年10.8日后上诉人及上诉人代理人多次和主办法官联系，主办法官表示判决书仍未写好，但是当判决书送达到上诉人时，判决时间居然为x年9月28日，法官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以上有上诉人保存的通话录音证明，但为了顾全法律的尊严，本案中不予提交，如有必要，可以提交。

三、一审判决粗制滥造，极不负责任。

1、 前文已经陈述的，不再重复。

2、 本案开庭的《庭审笔录》记录错别字层出，漏记十分多，可见法庭态度非常潦草，一审原告代理人已经仔细更正。

3、 邱永生律师是执业律师，在判决书中称其为实习律师，是错误的。

4、 判决书中被上诉人基本信息营业执照注册号未载明，不规范。

5、上诉人是从海南省出发前往x市旅游，判决书称上诉人是从黑龙江出发，和事实不符。

6、判决书中称查明“交房日期为x年6月30日”，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为“x年6月30日前”

7、本案开庭时间是x年8月10日而判决书中载为x年8月6日，是错误的，有开庭通知书证明。

四、被上诉人行为涉嫌诈骗罪，我们已经向南宁市青秀区、x市港口区的检察院和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我们要求民事纠纷得到合法、合理解决，否则上诉人必依法追究被上诉人包括其法定代表人在内的负责人刑事责任。

1、被上诉人利用虚假宣传，以欺诈的手段和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2、被上诉人诈骗上诉人人民币208038元犯罪既遂。(其中欺骗上诉人人民币40792转到案外人账户，兹后，不承认收到该笔款项，收据上有南宁市xx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签字，如果真为陈所签，应定性为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一同被追究刑事责任。)

3、被上诉人诈骗上诉人人民币20xx0元犯罪未遂。

综上，被上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购房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财物(其中208038元犯罪既遂，20xx0元犯罪未遂)，数额巨大，被上诉人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第224条与231条。

以上有上诉人一审所提交所有证据及上诉人向南宁市青秀区、x市港口区检察院和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状》证明。

综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判决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

此致

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 月 日

诈骗罪上诉状 篇3

上诉人：任，男，x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越秀区福今路21号601号。

上诉人因一审判决诈骗罪一案，不服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岳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撤销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岳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理由完全是有罪推定，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从岳塘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来看，该院是以上诉人涉嫌票据诈骗罪提起公诉，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上诉人的辩护人已经提出上诉人并不明知涉案的票据系变造票。这一观点也获得了一审法院认可，即上诉人主观上并不明知在逃犯于吉路提供的450万元的承兑汇票系变造，故不构成票据诈骗罪。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认定上诉人构成票据诈骗罪的情况下，却认定为普通诈骗罪，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与其自身观点存在明显自相矛盾，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1、上诉人没有构成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规定，诈骗罪必须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上诉人隐瞒了广西国正源水务有限公司无任何经营往来的事实，系空壳公司，但是对于吉路提供的商业承兑汇票还是提供了公司的印章给文铁进行背书，故属于一种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众所周知，市场上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比比皆是，广西国正源水务有限公司并没有注销，公司与株洲福尔程化工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对承兑汇票的背书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仅仅属于不符合票据法的行为，如果要追究责任，相互进行背书的公司都涉嫌犯罪了。很明显，这是根本不成立的。

2、如果上诉人不构成票据诈骗罪，同样就不可能构成诈骗罪。在上诉人涉嫌的犯罪中以及其他诈骗犯罪中，如果要骗取他人财物，必须通过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采取一定的诈骗手段，在本案中，如果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不是以广西国正源水务有限公司有没有实际经营业务为大前提，因为被害人湘潭大兴公司并非上述原因支付给株洲福尔程化工有限公司440万元资金，而是以购买承兑汇票为前提。那么，对于涉案承兑汇票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隐瞒该票系变造的这一情节，才是认定上诉人有没有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上诉人没有隐瞒承兑汇票系变造的主观故意情节，却认定属于诈骗，这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口供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的取舍，没有对全部口供进行综合审核认定。首先，侦查机关于x年2月10日对上诉人进行了第一次提审，从口供第4页的内容来看，上诉人与于吉路于x年3、4月份认识，于吉路称其在北京有一家医药公司，当时，上诉人问于吉路他的公司能否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于吉路说可以由其公司担保银行开具承兑汇票…，于是上诉人提出要他开一份银行承兑汇票，由上诉人出13%的手续费…,根据上诉人的供述，不难发现，上诉人与于吉路事前从来没有有关商量变造银行承兑汇票的预谋。其次，从x年3月6日，侦查机关对上诉人的第五次提审口供第2页来看：“问：你知道于吉路买过来的承兑汇票的来历吗?知道承兑汇票的真伪吗?答：我没有考虑承兑汇票的真伪，于吉路只告诉我这份银行承兑汇票的信息可以到全国各个银行去查询，信息是真实的。”由此可见，上诉人主观上并不明知涉案的票据属于变造的承兑汇票。关于于吉路为什么能够以60万元的价格获得一张450万元的承兑汇票?这是本案上诉人涉嫌犯罪的关键处。上诉人认为，一审不能以需要支付60万元成本获得了450万元的承兑汇票这种理解推测该票据明知是变造的。60万元换来450万元承兑汇票的可能性有很多。上诉人一直以为是于吉路支付办理贷款的成本从银行贷出来，从来没有想过经过银行验证的票据是假的。

4、从本案被询问人颜建兴、宋兵武、朱冬明、彭永强、齐雄开等人陈述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涉案票据系变造的汇票。颜建兴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我们的财务人员专门到银行对这张承兑汇票进行了查验，证实汇票是真实的;宋兵武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朱冬明当时承诺他已经在银行查询了汇票的真假，保证是真票。朱冬明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我以前一个叫文铁的朋友带着任广山拿着一张承兑汇票找到我…通过银行查询这张承兑汇票的票面等情况，确认盖章承兑汇票确实存在…;彭永强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饭后，齐雄开、张友良及另外三人到银行严正承兑汇票的真伪…后来，听张友良告诉我，这张承兑汇票银行验票是真实的。齐雄开在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兴业人员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份承兑汇票是真实的。如此多的证人证言均证实承兑汇票的真实性，那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票据的真假情况存在隐瞒是不客观的。

5、上诉人再次向二审法院强调，对于于吉路提供的450万元承兑汇票有关贴现过程，上诉人全程没有参与，全部是文铁一手操办，文铁仅仅向上诉人告知可以从银行借到钱，上诉人一直认为自己与于吉路应该各归还各自拿到的钱，从来没有想过据为己有，不用归还。

5、上诉人的二位证人伏志中和胡建波的证言可以得知，直到x年1月18日(x年腊月二十五)，上诉人在福建省建瓯市委托了伏志中前往湖南长沙与宋兵武、朱冬明协商归还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欠款的事情。此期间，上诉人从来没有躲藏起来，公安机关的补充材料中宋兵武、朱冬明已经证实伏志中代表上诉人协商还款的事情。上诉人在整个案发过程中，没有任何不接电话或故意逃避追捕的行为，电话也没用更换过，上诉人也不可能于x年2月10日用实名制的车票乘火车去福建。

二、恳请二审法院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刑法原则。

1、如今，真正犯罪嫌疑人于吉路、文铁负案在逃，上诉人被关押后，深感冤屈和无奈，因为，只要此二人一天不到案，上诉人将无法真正进行辩白，上诉人已经年岁已高，身患严重高血压，曾一次次想了结余生，可是一想到自己不能身负着不白之冤，就只能在看守所苟延残喘的忍辱活下去。上诉人始终坚持认为，即使犯罪嫌疑人于吉路、文铁没有到案，但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既然本案无法形成完整的链条。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恳请二审法院抛弃顾忌各个部门的利益，顾忌错案的影响后果的思维模式，坚决拨乱返正，该盘上诉人无罪。

此致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年1月 日

诈骗罪上诉状 篇4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某

上诉人因诈骗罪一案，不服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杭上刑初字第号判决书，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杭上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一)一审判决认定“可见被告人丁某故意让被害人沈某及其家属误认为丁某有能力在做假护照，且已经处于实施阶段，因沈某的家属才会将4万元欧元及4万元人民币交给丁某”的事实有误。(见判决书第5页第三段末尾)

该事实认定包含两重内容：一是认定被告人欺骗沈某才导致沈某家属交钱给被告人，二是认定被告人欺骗沈某家属才导致沈某家属交钱给被告人。二者皆不符事实，具体表现在：

首先，被告人没有欺骗沈某的事实。判决也认定了“沈某通过电话多次联系其朋友即被告人丁某，告知其需要丁某帮其办理两本假护照”的事实。既然是朋友关系，沈某应该知道被告人的工作是做旅游工作，而不是做假证件工作，办理假护照肯定不是其本职工作，自然也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况且做假护照本身就是一件违法行为，被告人就是想欺骗也欺骗不了沈某。

至于为什么沈某一再让被告人为其办理假护照，肯定是其认为被告人是做旅游工作，工作内容也会涉及到办护照，可以办成假证，虽然这远超过正常人的能力范围，因为正常人谁会承认有造假护照的能力呢?谁又能造假证呢?

至于每本假护照要40万元的高价，这也是他们双方博弈的结果，一方急需假护照逃避法律追究，一方要做假护照，其行为本身违法，更何况是为网上逃犯做假证件，更是面临被法律追究的法律风险，因此双方才达成此价格，也不能说明被告人有欺骗沈某。

其次，被告人也没有可能欺骗沈某家属从而导致其家属付款的事实。根据该事实认定的逻辑，沈某的家属付钱的前提是李某、张某、赵某听信被告人丁某的陈述，被被告人所欺骗才实施付款行为。但事实是付款人为沈x民而非该三人，并且根据沈x民的证言，沈x民是应沈某的要求将款项交给被告人丁某的，这说明付款当时还没有开始做假护照的行动，沈x民还没机会被被告人欺骗就付了款项，事实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沈某对沈x民的交代，再有沈x民对被告人的付款，才有被告人开始做假护照及其陈述。

(二)一审判决认定“可见被告人丁某根本没有如承诺沈某及其家属的那样已经为此事落实并且已经在实施的过程中” (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四行)与事实不符。

表现在：其一，证人徐某证言显示被告人丁某确实联系过其，让其做假护照，这足以说明被告人已经采取实际行动，至于后来因故未办成则不能说明根本未办。

其二，被告人关于“陈总”的供述也并非只有其个人的供述，还有一张“陈总”收到被告人2万元的收条，正好印证被告人所称的定金事实，也说明被告人正在采取措施落实。

其三，客观上说，从被告人在沈x民处拿到钱到被抓获，大概只有一周时间，而做假护照又不可能像做真护照那样容易，况且受害人沈某本身是网上逃犯，身份敏感，就更不可能那么容易做成，否则不可能普通护照办理只要200元左右，现在沈某愿意出价40万办一张，这也说明办假护照本身存在很大难度，不可能轻易就做成的。

一审判决无视做假护照本身的难度，无视被告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采取的行动，而径直认定被告人只拿钱不做事的事实明显与事实不符。

(三)一审判决认定“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某利用沈某主动找其做假护照的机会，向沈某提出了办一本假护照需要的数目，且其没有为此事付诸任何行动。在沈某及其家属表示不再做假护照的情况下，其表示钱已经全部支付给对方，可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沈某财物的故意，且使沈某家属陷入其已经在做假护照的认识错误而自愿交付钱财”，既自相矛盾，又与事实不符。 (见判决书第7页第一段)

首先，该认定一方面说“在沈某及其家属表示不再做假护照的情况下，其表示钱已经全部支付给对方，可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沈某财物的故意”， 说明钱早已被被告人占有;但另一方面又认定“且使沈某家属陷入其已经在做假护照的认识错误而自愿交付钱财”，说明款项是被告人实施一系列欺骗手段后得到的，这个认定前半部分说被告人已经占有了财物，后半部分又说被告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得财物，本身前后矛盾。

第二，该认定也与事实不符，其一，前已述及，4万元欧元和4万元人民币是沈某家属应沈某的要求给被告人去办假护照的，也就是说是给钱在先，后面的行动(或者如一审判决说的“欺骗”在后);其二，该认定被告人没有为此事付诸任何行动也与证据相矛盾，证据显示被告人曾经找过徐某和“陈总”，如果这不算付诸行动，那什么才算是付诸行动?其三，该判决认定“在沈某及其家属表示不再做假护照的情况下，其表示钱已经全部支付给对方，可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沈某财物的故意”也显得太急促，事实是6月6日沈某家属告知被告人不做假护照，被告人谎称钱已经交给人做了，拿不回来了，6月7日被告人就被抓，即使想还钱都来不及，再说，如果真想非法占有，就不会把大笔现金放在家里。

其四，“被告人丁某利用沈某主动找其做假护照的机会，向沈某提出了办一本假护照需要的数目”，不能构成诈骗。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刑法上诈骗罪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

再次，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人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

但本案一审判决由于首先认定事实错误，再根据一个错误的事实推定来适用相关法律。必然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

本案事实是先是被告人丁某和沈某约定，被告人为其办理两本假护照，沈某让其家属先支付一半费用用于办理两本假护照，然后是沈某跟沈某家属联系办证事宜。根本没有被告人欺诈沈某家属在先，沈某家属因为受被告人欺骗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做出处分财产——即交付财物的行为。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此致

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相关知识

诈骗罪量刑标准之加重处罚情形：

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犯诈骗罪量刑标准：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共同犯罪的诈骗罪量刑标准：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诈骗罪量刑标准(未遂)：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