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存准政策的配套举措 央行对境外金融机构执行正常存准率

昨日市场传闻央行对境外金融机构正常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不胫而走，1月18日上午央行官网祭出这一重磅政策。央行表示，这是对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央行金融研究所专家近日发表署名文章谈存款准备金政策改革的思路，进一步释放了未来中国央行存款准备金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旨在进一步完善存准制度

央行官网显示，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发〔2019〕387号文，规定将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付范围，存款准备金率暂定为零。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相关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9年1月25日起，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境外金融机构不包括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等境外央行类机构。

对此，央行表示，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是对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一措施不会影响境内人民币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央行表示，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建立了对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的长效机制，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助于抑制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的顺周期行为，引导境外金融机构加强人民币流动性管理，促进境外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稳步支持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健康发展。

改革存准政策必要性具备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纪敏等近日在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撰文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改革思路。文章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业务将脱离存款准备金政策管理的范畴，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有效性将逐步减弱。而且，随着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转变以及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存款准备金政策功能也将会有所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要求。

文章指出，进一步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必要性体现为：随着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赖以生存的基础已发生了较大改变。首先，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相关性趋于弱化。1995~2019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GDP、CPI的增长相关系数达0.78，且较为稳定。2019年之后，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金融创新增多，金融脱媒日益明显，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货币供应量波动较大，与GDP、CPI的相关性显著下降。

其次，货币政策对冲压力减弱。201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而且，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稳步提升，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增强，被动对冲外汇持续流入的压力减弱。

再次，新常态下宏观投资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长期以来，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近年来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递减。传统增长模式下，存款准备金政策可以有效调节市场流动性，以满足规模巨大的投资需求。然而，随着投资边际效应的下降，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降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巨斧”效应已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的投资要求。

最后，价格调控的有效性上升。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利率弹性增加，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有效性增强，货币政策的价格型调控体系初见雏形，未来货币政策调控也将更多地依赖于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

与此同时，我国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的负面效应已有所显现。一方面，随着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业务脱离存款准备金政策管理的范畴。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无疑加剧了行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为规避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监管，部分存款类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同业业务、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导致影子银行一度爆发式增长，增加金融体系风险。另一方面，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灵活性，使得资金在债市和贷款市场之间难以自由流动，抑制了利率政策向银行贷款利率的有效传导。纪敏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存款准备金约束阻碍了利率政策向银行贷款利率传导，存款准备金越高，利率政策向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果就越差;马骏等的模拟分析也表明，在降息背景下，相较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0%的体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20%的体制下的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会平均损失8%左右。

存准政策改革的方向

对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改革思路，纪敏等指出：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将由外汇对冲工具转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下的正常化工具，并随着货币政策逐步转向价格型调控向宏观审慎工具过渡。所以，未来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价格型调控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

顺应国际收支格局的变化以及国内金融改革创新，我国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而这也将有利于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价格型调控框架下存款准备金政策会逐步弱化，其作用主要体现为以可预见的法定准备金来维护货币市场稳定，同时配合其他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

二是加强存款准备金宏观审慎管理。

与传统的数量管制不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主要通过限制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借贷行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次贷危机以后，为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央银行进一步优化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提出了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机制，将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以此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保持稳健经营和调整信贷投放。实践证明，相关政策在遏制银行业金融机构无序放贷冲动，控制流动性总量和激励金融机构提高资本水平，以及改善资产质量、增强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无息准备金管理。

危机以来，为有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力度，其中无息准备金制度就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提高，为进一步规范我国外汇市场发展，在借鉴韩国、智利等外汇宏观审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金融机构代客远期结售汇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推出了无息准备金制度。虽然该制度实施范围有限，但却为管理资本流动提供了新方向。未来可以加强无息准备金管理在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可行性研究，实现 “有管理的资本项目可兑换”。

四是发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政策导向作用。

随着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其政策导向功能也日益明显。2019年以来，针对部分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下降等问题，中央银行借鉴风险状况区别对待的国际经验，制定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而且，还通过县域新增存款用于当地、“三农”事业部考核等方式，发挥存款准备金正向激励和激励相容的调控理念。2019年以来，中央银行进一步加大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多次定向下调县域金融机构和小微、涉农贷款占比较高的非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对相关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