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会通论范文

这一体系遮蔽了明末徐光启开创的翻译会通思想及其大量实践。翻译会通论突破了原文中心论的藩篱，目的不是对原作表面的“信”，而是更强调把西学融入中学以求“超胜”。这一思想既承继了传统学术讲求会通的渊源，如经学、史学、子学、儒释道等的会通，又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翻译史上不乏历史回音，如清初梅文鼎的中西天文历算会通之学、洋务派张之洞的会通论、维新派严复“统新旧”“苞中外”文化观下的翻译会通、新文化运动中贺麟译介西方哲学的“和谐化合”说、钱钟书的学术“打通”论等，这些不同的会通思想与当时的西学认知、理解方式、翻译策略等密切相关，值得深入系统地研究。本文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会通性，重点阐述“会通”和“翻译会通”的内涵，以深化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性[2：41]，重“学科会通”[3：144]，贯穿于整个传统学术史，也是翻译会通的学术渊源和基础。

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学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之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4：总序]。先秦是中国学术的原创期，秦汉则是奠基期。秦一统六国，学术也随之一变，表现出浓厚的兼收并蓄的综合性特征。如《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4：10];《史记》“网罗天下放失遗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4：334]，以通古今之变;《春秋繁露》以“王道通三”：“上通天，下彻地，中理人”[4：8]。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鸿篇巨制《七略》，是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学术典籍的大汇集，共收书6大类38种，596家，13269卷，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白虎通义》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堪称儒家经学通经致用的典范。到了东汉，经学重通学，即《五经》之间的打通和今、古之间的兼容，如贾逵的《左氏传解诂》和《国语解诂》、许慎的《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马融的通学式解经方法和郑玄的通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