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文章欣赏：老兵陶谷

本站：有国才有家，感谢那些为了我们现代生活而奋斗的人们，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老兵陶谷》。

每当到了“八·一”建军节，我都会想到我的姨父，老兵陶谷。

第一次见到姨父陶谷，那是一九七O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我陪妈妈一起到上海的姨母家。去之前就听妈妈说，姨父、姨母都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兵”，如今转业到上海。姨父时任上海沪东造船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我们到上海时，他们刚刚被“解放”。从农场返回工作岗位，结束了长达三、四年的“牛棚”生活。

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板，不苟言笑，一张严肃的脸，这是我对姨父的第一印象。但接触不到半天，那刻板的面庞就露出了笑容。他听说我是中学教师，连声说：“还是‘老九’好，闻起来臭，其实吃起来香!”一句话把我们逗笑了。

在姨母家的日子，姨父从不谈“牛棚”的苦经。那时上海的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不要说普通百姓没有私家车，就连像姨父、姨母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没有私家车。他不论寒暑，不分冬夏，每天早出晚归，从住地徐汇区永福路出发，乘电车转公共汽车，再坐轮渡到浦东的沪东造船厂，单程路上要一两个小时。因此，姨父起得特别早，几乎每天都是四点钟起床。晚上下班后又是轮渡、公共汽车、电车，回到家一般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姨父下班回来再迟，他每天总会把十多个版面的《新民晚报》读个遍才休息。《新民晚报》成为他每天的必读。挂在他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干部不读书、不看报是不行的，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姨父从不喝酒，但我来了以后，总是要陪我小酌一杯。和我相处的日子，姨父除了谈心，就是读报，读报之余的闲谈中，他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有时挽起裤腿，让我看看和日本人作战时留下的枪眼和伤疤。“不能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姨父常说的一句话。

官复原职后，姨父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规定可以享受高干待遇，上、下班公车接送。但他从不搞特殊。配给他的车，除了工作，一律不准私用，他自己上、下班，宁可坐公共汽车和渡船，也不准司机接送。

他对当时因知青回城“开后门”之风恨之入骨。“听说农村大队书记都抽知青送的‘飞马’烟，这样下去很危险!这是在以权谋私!”姨父在谈心时愤愤地说。交谈中，他对教师职业十分尊重，告诫我：“要好好教书，‘老九’将来会有出息的!”

姨父的家风很严。虽然复出后工资很高，但一件衬衫补了又补。一些家乡的亲戚看他身居高位，找上门来想通过他的关系在上海找份工作，姨父总是耐心地说服他们，然后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资助他们回乡。

姨父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更严。在知青返城、开后门成风的关键时刻，他告诫子女：“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你们要想成为人才，留在上海工作，须靠自己努力，打我的主义，没门!”子女们没有辜负姨父的教诲，凭借自己的勤奋刻苦和聪明才干，五个兄妹有四位考上了大学，走上了领导岗位，最小的宝贝女儿招工在马鞍山的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上海。

在我和母亲返乡前夕，表弟表妹都示意他把单位的小车借用一下，送我们去火车站，姨父没吱声。直到那天车来接送我们去火车站，才知道姨父联系的是一辆出租车。

姨父的晚年很寂寞。姨母去世后，家里只有保姆陪着他。子女们大了，分居出门，只有等晚间下班或节假日才能抽空陪他。有两次出差去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要妈妈到上海来玩，“再迟，我们老兄妹就见不着了!”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抗战老兵，我的姨父陶谷已魂归故里。但他那高大的老兵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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