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总结（精选3篇）

东晋门阀政治总结 篇1

在读完《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后，的确受益匪浅。田老师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东晋门阀政治的起源、发展到瓦解，鞭辟入里，书中通过五个家族的介绍，加上郗鉴平衡士族权力作用的介绍，同时通过仔细的历史考证，再现了东晋门阀的权力角逐史。每个细节，都体现了田老师对东晋历史的详细解读。虽然只是摘取了五个家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片段与典型，但这些细节足以窥见整个东晋历史的全貌。“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一朝，其政治演变如何?门阀政治的详细定义如何?东晋一朝历史怎么维持皇权与门阀的平衡?门阀政治最后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 田先生在这本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些问题。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东晋这段历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所谓门阀政治，田余庆先生认为，即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实际上就是门阀士族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又在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东晋司马氏皇权力量薄弱，但东晋确维持百年，全赖士族势力的维系。士族支撑起朝廷，而这些士族中最重要的就是王氏家族，即王导王敦兄弟。司马氏与王氏固有历史结交渊源，但个人之间的情谊在家族利益面前又显得次要了。正是由于皇室和士族之间利益的相互影响，才有了两者的合作共存，从而推动了门阀政治的发展。

门阀政治的存在，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首先东晋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其次有一个成熟，有力量，有影响力的士族存在，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就不会有百年的门阀政治局面。

试想在东晋这样一个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情况下，王氏家族和司马氏之间的结合，显然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其后，当王氏盛衰转折急下时，别的家族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取而代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各自图谋的利益出发。司马氏为士族提供官位权势，士族本身网罗人才巩固皇室。司马氏依靠士族的军事力量统治天下，而士族中的领袖人物正是因为手里的强大武装得以成为权臣。在这些一人之下的强臣中，甚至有流民帅出身的，郗鉴就是其代表人物。所谓流民，就是当时北方源源不断南下的流民，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些由流民帅控制着的武装组织。起初，他们在热闹的政治史中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并延续更长的时间。

南渡的东晋本有恢复中原的希望，但是东晋没有北伐的决心。尽管曾有四次攻取洛阳，但这几次北伐的机会却因在门阀政治的巢幕之下没有更理想的结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谁怀抱过收复中原的理想。皇室有心无力，况且晋得天下，本来就不是光明正大，已失天下人的拥戴。反而是北方的苻氏，到苻坚一代，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又有一个空前成就，便有了南移的愿望。于是有了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以苻坚战败结束，而东晋胜利最大的功臣是江左谢氏，谢氏利用重建的北府兵抗拒苻坚，因此成为东晋最高门第之一，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要数谢安这位东晋名士了，他是东晋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这些名门望族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延续了这历史中罕见的门阀政治。

我们不妨来来看看书中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由此可见，门阀政治是在皇室，士族和流民这三者的统一中形成的。

说到东晋的社会矛盾，书中也有了清晰的阐述：东晋的变乱与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自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后，又有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尽管时局纷争，但司马氏的天下靠士族统治的情况并无多少变化，都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这样特殊的政治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所以称之为特殊，是因为几乎整个东晋，各大家族竟然几乎没有废立自代。从王氏与司马氏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兴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同时，皇帝也没有能力把权力收紧独立，振兴皇权。然而这正是门阀政治曲折复杂的一面，门阀政治的兴衰与东晋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的论证之严密，功力之深厚令人赞叹不已。观点阐发往往一针血，耐人寻味。读完此书，读者的收获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我们这些非历史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通过政治演变不失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绝佳的方式。 史书展现给我的只是表面的事实，而《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才揭示了事实背后真正的动因。

东晋门阀政治总结 篇2

时值寒冬，北大校园依然充满生机活力，行色匆忙而朝气蓬勃的学子们使得这百年学府依旧欣欣向荣。时隔几个月没到北大听讲座了，今天终于有点闲暇，尽管遇到近年来最冷的一天，还是毫不迟疑地赶来听讲座——北京大学第214期读书会。

主讲老师是北大历史系著名教授阎步克，题目是《东晋门阀政治》与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古代政治进程。阎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进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等。

中国近代的落后，导致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思潮一度成为主流。向先进文明的学习借鉴本无不可，然对自身悠久文明的研究与肯定，在现当代以降，则似乎有点式微。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当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文明似乎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中国古代史学的悠久与发达、现当代考古的辉煌成就，也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阎教授从制度史的角度，结合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从中国政治制度以皇权政治为核心这一历史主线，阐述了东晋门阀制度的特点，门阀政治对中国皇权政治的变态及其原因，东晋后回复皇权政治的动力等基本问题作了精辟讲解。

就大的历史脉络而言，中国自早期王国起，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几百年后由于诸侯权力的膨胀，在春秋战国实行“贵族统治”，秦汉又回归中央集权，几百年后的魏晋则又实行贵族统治(此处即指门阀政治，阎教授本人认为东晋门阀政治与贵族统治有重大区别。)魏晋的隋唐则又回归中央集权的皇权政治。

就东晋门阀政治的原因，阎教授认为，由于西晋的灭亡，江左的东晋皇权相对衰落，而地方大家族势力强大，使得司马氏的皇权与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的实质，有学者认为是贵族政治，或曰寡头政治。但阎教授认为东晋门阀政治实质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阎教授这一观点实质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主线就是皇权政治，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特点而已。因而东晋门阀政治仍然是皇权政治，只不过其偏离皇权政治的幅度比其他历史时期更大而已，至多可以说是对“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从学术范畴讲，贵族政治、寡头政治乃西方政治用语，是古代西方政治现实的反映，其与中国古代政治现实并不相符。因而不主张这一提法。

比较有趣的是，主张虚无神秘的玄学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盛行并成为主流，乃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阎教授认为，每一种学术都有其鼎盛时期，也会有衰败之时。汉代经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在各方面达到了顶峰。而社会的大动荡与变幻莫测，使得以老庄为思想根源的玄学思想应运而生。玄学思潮也契合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精辟指出：崇尚老庄，实质是主张君主无为，贵族专政。玄学显然在理论上满足了门阀贵族实现私欲的需要，无疑这是玄学得以在魏晋发达的重要原因。但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看，魏晋玄学当之无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专制制度压迫之下的这一朵奇葩更显得鲜艳无比。

阎教授还就东晋门阀政治的经济基础、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就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先进性作了深刻揭示。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比西方同时期的更发达、要完备，即使在当代中国也不无借鉴意义。我想这也是正是我们至今仍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深层原因吧。

由于其他事情，我没有参加讨论环节，盛为遗憾。据说大家还探讨了政治制度建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下的官员升迁与考核等问题。

学习是生存的需要，乐于学习是人生的境界，享受学习则是人生的情趣。

东晋门阀政治总结 篇3

最近读了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不敢说读得多么详细、多么认真，但还是觉得受益匪浅。

田老师的《东晋门阀政治》可谓是研究东晋政治史的一部力作，专业性很强。此书主要讲述东晋门阀政治的兴起讲到覆灭，中间已司马氏(皇权)分别和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高平稀氏、谯郡谢氏、太原王氏(士族)分别共天下的史实为支撑，详细论述了东晋政治风貌，给以后的研究者值得深思的建议和论点。我的史学功底差，可能对此书的理解也不到位，读完此书，只能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东晋门阀政治兴起与消亡的原因稍作议论和解释。

关于东晋门阀政治兴起的原因，田先生在书中提到“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即，在东晋，皇帝统而不治，士族把持朝政大权，流民的巨大不可取代的力量，是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缺一不可。下面，我对天先生的观点作一下解释和补充。

所谓门阀政治，与传统的皇权政治不同，是皇权与门阀的共治，即皇帝大权旁落，士族把持政局的一种体制，即“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我们要追溯门阀政治兴起的原因，当让要思考东晋时期，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原因。

关于皇帝大权旁落，这与东晋的各个皇帝有关。我们都知道，东晋王朝是司马睿和王导在南渡以后建立的。然而在南渡以前，司马睿与王导刚开始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班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了很深的政治阅历和很高的政治名望。这使得，在东晋建立以后 ，王导及王氏家族成员身居高位，大权在握，而司马睿只能是稍逊一筹了。还有，东晋很多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这使得皇帝即使有巩固皇权之心，却无做此事的时间和经历。

东晋的门阀政治最开始是王与马共天下，王氏家族势力很大，王导凭借在东晋建立前已经确立的很高的政治名望，在东晋建立时身居高位，这更使得王氏家族在民间的声望有了很大的提高。王导的堂弟王敦都督江、扬州军事，佣兵自重，后来叛乱，威胁晋室，这是王氏。王羲之、王献之之流在民间的声望不是一般士族可以比拟的。这都是王氏家族势力巨大的表现。所以说，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就像囊中取物。后来即使王氏家族衰落，可是士族不仅一家，淝水之战后，陈留谢氏凭借在淝水之战中的优异表现，及不俗的军事力量，取代琅琊王氏，开启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此后，又有庾与马、郗与马、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流民在东晋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所谓流民，就是不愿忍受异族统治和践踏而南下的北方人民，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流民不同，而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司马氏依靠士族的军事力量统治天下，而氏族中领袖人物正是因为手里的强大武装得以成为权臣。在这些一人之下的强臣中，有的就是流民帅出身的。郗鉴就是一位。当年郗鉴南渡，把他率领的流民安置在了合肥。后来郗鉴密谋评定王敦叛乱，就是借用了流民和流民帅的力量。东晋建立以后就有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方胡族对江左政权虎视眈眈，东晋可用军事力量均由士族掌握，但士族多不愿派自己的兵出去打仗的，因为这样会削弱自己的势力，所以皇帝想要调动朝中兵马去抵御胡族入侵或是收复江北，是很难的。此时，拥有武装性质的流民，则成为东晋唯一可用的军事力量。流民，在一般朝代，显得并不起眼，但是在东晋，流民在保卫东晋免受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并延续更长时间。

门阀政治的形成与维持，也有其制度保证。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为士族控制政治权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地方上士族把持各级中正官，因而控制了官吏选拔渠道，并通过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预备官吏进而把持了政治权力;二是中正官在选拔士人时任意高下，妄定资品，而中央主选尚书对于资品获得的资格却难以复核、检查，因而对选官的控制能力减弱;三是资品获得的标准主要是“门资”、“势位”，这就使得士族长期把持政权，为成为世家大族奠定基础。九品中正制运行近半个世纪的结果就是皇权统治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受到士族控制，因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局面。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是偶然还是必然?当然我觉得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门阀政治也不例外。司马睿与王导的南渡，可以说是门阀政治形成的偶然因素，没有南渡可能也就没有东晋一朝了吧，没有东晋又哪来的门阀政治呢?

关于晋氏南渡的原因，《晋书》中有三种记载，一是王导的建议，二是裴妃的建议，三是王旷的建议。各史家亦是众说纷纭，答案不一。但田先生却想出了新的答案，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对于这个结论，倒是很新颖，但我觉得很合理。试想，当时北方大乱，胡族来犯，西晋抵御不住，北方必定沦陷，南渡可谓是明智之举。可是司马睿和王导都是在江北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势力大多在此，南渡之后能否赢得民心，实未可知。这样，当三个亲近的人一次提出南渡的建议时，司马睿当然还是接受了南渡的建议。南渡后建立起东晋政权，这个陪同司马睿南渡的王导自然是功不可没，成为朝中权臣，王氏家族的力量在江左也强大起来，成为可以左右皇权的家族势力，开启东晋门阀政治的大门。

其实再回过头看田先生对门阀政治做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还是极其正确的，而以上我所论述，不过是以自己的知识为其做了补充和解释，不足之处见笑于大方之家，还请老师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