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心得体会感想5篇

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撰文号召全国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1920xx年，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8岁。今天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李大钊的学习心得，方便大家学习。

20xx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心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其言其行充分彰显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是激励李大钊前行的不竭动力。1920xx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可见，为民族谋解放、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生活就是李大钊为之奋斗一生、死而无悔的初心。1920xx年，李大钊投考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之所以报考该校，就是因为，“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920xx年，李大钊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留日期间，李大钊积极投入到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站在反袁斗争的第一线。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亦是李大钊革命思想和实践探索的灵魂所在。1920xx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既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也标志着李大钊已经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落后、民族衰落的原因是外国列强的入侵。李大钊认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求得民族解放只是走向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他进一步阐明，中国要走向复兴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他看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之路。

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究，绝不是书斋式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坚持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取向。为“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李大钊以大无畏精神投入到国民革命的实践活动中。

当前，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学习和继承李大钊为坚守初心、践行使命而进行奋斗和牺牲的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做到初心不移，首要原因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理解和认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实现个人的理想信念与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从而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为理想信念“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在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应学习李大钊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之心。

第二，筑牢对党的忠诚之心。对党绝对忠诚是党员首要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质。在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李大钊以奉献精神表现出了对党的忠诚。为解决党组织经费紧张这一现实问题，他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李大钊保守了党的秘密，严守了党的纪律，充分展现了他对党忠诚的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条件下，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体党员干部都应学习李大钊精神，筑牢对党的忠诚之心。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

第三，修炼一尘不染的干净之心。李大钊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始终坚持修炼自己一尘不染的干净之心。在物质生活方面，李大钊始终坚持过“简易生活”。

不仅如此，李大钊更加注重修炼自己一尘不染的思想道德。李大钊一入北大即加入蔡元培发起成立的进德会。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年长他6岁，是其祖父为其包办所娶。李大钊始终对夫人温柔体贴。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可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广大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李大钊精神，在物质、精神等方面自觉修炼一尘不染的干净之心。

第四，永葆投身伟大事业、不断奋斗的担当之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首先就必须求得民族解放，即“打倒帝国主义，恢复平等地位”。当然，完成这一伟大事业是充满危险的。为此，就必须永葆投身伟大事业的担当之心。李大钊对于自己因此可能遇到的危险、受到的迫害，毫不在意，“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在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如李大钊一般，永葆勇于投身伟大事业的担当之心。

李大钊为实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并因此献出了自己生命，是广大党员干部永远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20xx李大钊诞辰130周年体会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今天，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一百年以前，革命的炮声响彻俄国，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带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这番慷慨激昂的文字，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如今，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内，一座古朴而庄重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埋葬了这位改变中国革命的先驱者。

李大钊烈士陵园修建于1982年，是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而建立的。

从万安公墓的大门沿着道路向前走，路旁的玉兰正含苞待放，穿过一片轻松翠柏之后，便来到了烈士陵园的正门。陵园座西朝东，是在30年代万安公墓主体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牌楼式的园门，上悬挂李大钊烈士陵园匾额。对着园门是李大钊汉白玉立式雕像，雕像背后是李大钊烈士及夫人赵纫兰墓地。墓碑上铭刻着邓小平题写“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题写的是由中共中央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

李大钊，1889年出生在河北乐亭县。早期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随后，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并积极筹划组织建立共产主义组织。1920xx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他的奔走之下，国共两党共同组建了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各界群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了北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统治运动的蓬勃发展。

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北洋军阀多次通缉、抓捕他。1920xx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内，却依旧没能没能逃脱奉系军阀的追捕。4月6日，北京军警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宣判后，李大钊视死如归，首登刑架，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时年38岁。李大钊壮烈牺牲之后，他的灵柩曾在妙光阁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直到1933年，在北大13位发起人的募捐之下，李大钊才得以在北平西郊的万安公墓入土为安。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在移灵的过程中，还发现了1933年一起下葬的一块墓碑，如今，这面刻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字样的墓碑，也被移到了陈列室中展出。

20xx李大钊诞辰130周年感想

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诞辰纪念日。日前，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重温李大钊光辉的一生，最亮丽的底色是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不怕困难牺牲。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李大钊曾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寿昌，十几岁时，他痛感日俄战争以中国领土为战场，发愤献身救国事业，于是改名大钊，字守常，意思是：对自己永恒鞭策，不求长寿，但求终身奋斗。为了革命，他放弃了书斋学者的安逸生活，在被敌人通缉时，亲友们都劝他离开北京，但他为了工作坚持留下。被捕以后，他严守党的秘密，独力承担全部责任，竭力掩护同时被捕的青年，最终英勇就义。生前，他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用于接济他人，以致其“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若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

革命先驱播下的火种早已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则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100多年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倡导会员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为人生信条。这八个字，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传承。

20xx李大钊诞辰130周年有感

李大钊精神，曾影响和感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去学习、研究、传承和发扬。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李大钊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李大钊对共产主义具有无比坚定的信仰。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肆意瓜分中国，反动军阀统治暗无天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李大钊同志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百折不挠地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对其进行研究和宣传，呼吁同胞们欢迎“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⑴，注意倾听来自新俄国的消息，把中国驰入世界进步的航道，“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⑵ 。 1920xx年11月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更是给中国舆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称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之先驱”，预言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认识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

李大钊不断寻求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当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后，便成了坚定地信仰和勇敢地捍卫这一真理的先锋。当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禁绝，一些社会名流也喋喋不休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候，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⑶，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李大钊倾其丹心碧血英勇奋斗，至死不渝。正如xx同志在《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表述的那样：李大钊对共产主义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为之努力奋斗的最高目标，是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的精神支柱，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为寻找中国富强之路所作的历史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又一个重大转折关头，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日益活跃和丰富的同时，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侵蚀人们的思想，给我们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带来严重冲击。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坚固防线来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不移。

我们学习李大钊同志，就是要认真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性观念，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

二、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自古以来，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优良传统。正如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对祖国的挚爱同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真切关怀结合在一起，是李大钊爱国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李大钊关爱人民，对无产阶级的认识高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早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他便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发表自己的政见，对“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的黑暗现实感到哀痛和忧虑。以人民大众代言人的身份来揭发旧制度的祸害并投身于争取变革的斗争。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对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思考和总结，他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⑷ 他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在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时，他就写过《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只有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中国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和泉源，因而号召革命的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后来，他在《土地与农民》等文中，更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革命者深入农村的必要性等作过相当深入的论述。他说过，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⑸。在领导北方工农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李大钊经常深入铁路、矿山、农村、牧区做群众工作，使党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不断扩大。

在短暂的38年人生岁月中，李大钊对于党的事业始终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真负责。虽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并不因之而有所马虎。他对于党的重大决议的贯彻，必定要亲自检查以至亲自参加。许多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他常常是亲自带头。在1920xx年“三一八”惨案中，他就走在群众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当惨杀发生之后，他虽然头部受伤，仍然镇定地指挥群众转移，坚持到最后才离开现场。在1920xx年到1920xx年间，北洋军阀曾经几次下令要逮捕他，环境日益险恶，但他仍然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坚持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拒绝了一些关心他安全的人劝他离开北京的意见。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酷刑的折磨，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维护党和革命的荣誉，直至舍生赴死，从容就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涌现了任常霞、牛玉儒、常寿祥等一大批新的时代先锋，他们像李大钊那样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非凡业绩，也为人民所爱戴和敬仰。但是在当前社会中，也有部分人依然存在“在岗不爱岗，就业不敬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不良现象和脱离人民、讲求享受的坏风气，这些坏风气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学习李大钊精神，就是要学习他那种对党和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要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切实解决好“为谁执政、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问题，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千方百计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的宗旨，像李大钊那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

三、铸造崇高的道德情操

在李大钊的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一切更得到了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为人忠厚、谦和、质朴，为士林所公认。同时，他又有很强的原则性。在危急关头，从不退避，总是挺身而出。在遭敌人通缉时，亲友们曾劝他离开北京，他为了工作，坚持留下。被捕以后，面对敌人的酷刑，他不仅严守党的秘密，而且独力承担全部责任，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青年。李大钊认为大丈夫“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愧怍也。”⑹他一生自奉俭约，生活刻苦，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用于接济他人，以至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于他的夫人，以免他的家庭断炊。他“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若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⑺。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对他的人品，都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与孙中山接触后，孙中山说李大钊“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是他“特别钦佩和尊敬”的人。一些同时代人也说李大钊是“宅心长厚之良友”，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⑻。 1933年，即在李大钊就义6年后，他的生前好友，北京大学教授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为公葬这位英烈募资立碑。刘复(刘半农)撰写的碑文称李大钊“理致谨严，思度宏远，见者称道”;“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

李大钊曾亲笔书写过一幅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送给他的亲人和朋友。这幅对联的原作者是明朝的杨继盛，原文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杨继盛是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奸相严嵩下狱，受尽酷刑后被杀，是明朝的著名志士。李大钊出于对古代仁人志士的景仰特地选择这幅对联，并巧妙地将原联中的“辣”字改为“妙”字，使其别具韵味。这幅对联，可以说是李大钊一生的生动概括和真实写照。有人借这幅对联把李大钊称为“道德文章之楷模”。对于李大钊的高尚道德情操，xx同志曾这样评价：“在李大钊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的伟大的人格，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⑼

现代社会，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潮沉渣泛起，严重影响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少部分人内心深处的羞耻感和罪恶感逐渐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不讲公德也不讲私德。在许多时候，甚至爱憎不明，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的现象还存在。与此同时，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恶劣现象被一些人引以为时尚，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作风有些同志却“羞于启齿”。面对这种是非、荣辱颠倒的现象，重温李大钊崇高的道德精神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学习李大钊精神，就是要学习他这种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要不断加强人格锤炼和道德修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四、弘扬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对于生命的意义，李大钊看得非常透彻。在《牺牲》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短短的几句话，反映了李大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为高尚事业敢于壮烈牺牲的革命气节。

李大钊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这种奉献不仅仅是节衣缩食、无私助人，也不仅仅是拿出自己的薪水做党的活动经费，而是绞刑架前用生命捍卫真理的大无畏，是“大节凛不辱”“浩气贯长虹”⑽的革命气节。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二十多天，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各种利诱，严词拒绝;对同时被捕的妻女，绝口不提家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我们学习李大钊精神，就是要像他那样，树立无私奉献的理念。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牢牢把握第一要务，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政策，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顺应时代潮流，担当历史重任，开创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尤其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坚守我们对党许下的诺言：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0周年了，但是他宣传马列、诲人不倦的音容宛在，他的思想和业绩已成为革命史上的丰碑，他的精神将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不竭动力。前不久，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同志到李大钊故乡调研时指出，要大力弘扬李大钊精神，以大钊同志气吞山河的气概来激励我们更快地发展, 要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谋划和推进乐亭跨越式发展，把乐亭建成全国一流的工业强县、全国一流的农业富县、全国一流的海洋经济大县、全国一流的文化名县。 新的时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今天，我们纪念、缅怀李大钊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子情怀，学习他的革命气概和高尚品质，学习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遗产，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万众一心把大钊的故乡建设得更繁荣、更美好。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20xx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学习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李大钊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努力探求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路径。他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等认识，是党的历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李大钊自幼年始即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自会说话始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读《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1895年李大钊入私塾，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前两位塾师皆以博学闻名乡里，第三位老师是出自国子监的鸿儒黄玉堂。他们的悉心教导使李大钊成为颇有名气的“文童”。李大钊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写的一手好诗文”(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李大钊1920xx年进入新式学堂永平府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继续研习儒学典籍，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不断加深。

正是由于长期系统的学习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奠定了李大钊文化观的基础。在李大钊看来，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312页)。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体系，还是科技发明和中医药学，都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珍宝。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历经劫难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正如李大钊所说“天道未改，种姓犹存”(《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44页)，其中饱含着他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自信和褒扬。

深受传统文化濡养的李大钊一生践行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他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梁容若题写著名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6页)李大钊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便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共和政体有名无实的现状，他奋力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

二

1913—1920xx年间，李大钊到日本留学。此时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也由此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29页)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现代新国家。他对孔孟学说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以求解决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他认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应继续发扬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74页)。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甚至将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论，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绅士之风度”(《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520页)。尽管李大钊为着“科学”“民主”的目标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但他仍然认为总的来说东方这种海纳百川的“静”的文明能够使西方人变得更深沉、更有，“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逐渐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改造世界。李大钊则科学地规避了他们的片面性、机械性。他既不赞成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又不赞同拘泥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性地认识到两种文明虽性质不同，但具有互补性。东西方文明一主动一主静，“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东方文明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7页)。同时，东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质”之外，增添“精神”气质，“宜斟酌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他还指出，有志之士应使西洋之“动”的文明融会于东洋“静”的文明之中，“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李大钊对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充满自信，这是因为他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也与他客观、理性的态度和辩证、科学的方法有关。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科学万能论”也受到广泛质疑。著名哲学家杜威(美国)和罗素(英国)都主张用东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物欲、暴力和战争，以期“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学问的新问题》，《新学潮》1920xx年9月)。中国许多文化界名人亦纷纷提出用东方文明来疗救西方文明，例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梁启超写了《欧游心影录》，抨击西方文明和“科学万能论”。梁漱溟则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名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李大钊指出，西方这种“疲命于物质之下”的文明“不无趋于自杀倾向”(《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文明”是世界“第三新文明”，且是拯救世界的凭借、法宝，“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李大钊在深入研究“第三新文明”后，对根据中国社会“实境”吸收、应用这一新文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充满信心。他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3、24页)民族文化是“实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从“实境”出发根据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民情风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才能真正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真正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武器。为此他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也十分重视农民，号召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

李大钊由一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认知的传统读书人到理性地主张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再到根据中国“实境”吸收俄国十月革命代表的“第三新文明”，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这些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