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得：教无常形，育无常势，爱无常情

先蹭蹭“豫章书院“的热度

20xx年10月26日，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引发了声讨“豫章书院”的舆论战(当然，也有现实行动……);事件却因为11月5日“家长请愿”，发生了局部逆转;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豫章书院学生：不能说父母不爱我，只是方式不对》为题发表文章，对事件进行反思，多家媒体加入转载队伍……从一边倒的声讨，到局部逆转，再到各方的反思与理性的回归，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基调没有变——体罚学生不合适。

马卡连科在其代表作《教育诗》中，叙述了高尔基教养院的一群流浪儿童，从不遵守纪律的乌合之众，逐渐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成为苏维埃新人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马卡连科作为教养院的负责人，也曾动用过“禁闭室”等工具(当时遭受了苏联许多“教育专家”的诟病)——这算是一种体罚吗?但是从结果来看，似乎并不差。我们可以因此为体罚学生辩护吗?尤其是在面对“问题学生”的时候?

答案是可能是“不能”，因为有人看到贾政打贾宝玉的时候就会泪流满面，更别说打那么可爱的小孩儿了——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是万万打不得滴。这么说，我也可以理解，但却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正是因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所以他们必须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青年，而不是成为“问题学生”。而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很多已经是真正的“问题学生”了;我们暂且不论豫章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更不讨论它的办学利益链等问题，单就“戒尺”、“龙鞭”等惩戒措施而论，能反映出学院老师的变态与恶毒吗(网上晒出的被打后的照片，确实触目惊心)?能反映出家长对学生的“恨”吗?我想这样的结论也不失偏激。

从教几年的经历，使我以温和宽容而扬名于学校班主任队伍，但面对既不会讲道理也不愿讲道理的学生时，我的怒气也抑制不住地从心里往外喷，尽管我能克制住动手的情绪，却不能否认在某些瞬间有使用武力的冲动——这种冲动往往伴随着深深的无力感与挫败感。因为有些学生(当然还不能被定性为“问题学生”)的确会让人对整个人生、整个教育、整个世界产生无限的怀疑，并且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武力或许真是一种最后的挣扎了，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冲动了;(我绝对没有暴力倾向!)但每次当我从那种愤怒的情境中脱身出来，再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反思时，又会发现，我的愤怒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不过在哪个情境之中，我太投入了——因此，归根到底是因为我的全情投入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所以才感到愤怒。(但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反馈吗?)做一个大胆地假设，如果我因为一时愤怒而动手打了学生的手心，学生能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而发愤图强吗?我想产生这种可能的概率在50%以上，但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尽管，我相信学生可以体会到一个全情投入的老师的“恨铁不成钢”，甚至是老师的爱与期待。

“豫章书院”的体罚，或许也有类似的愤怒与冲动，或许没有，因为他们的打法已经制度化了;制度化的东西，人的感性成分在理论上应该慢慢淡化，直至最后消失——什么级别的人可以记什么样的体罚工具，什么级别的人可以实施什么样的惩罚，在“豫章书院”是很清晰明了的。正是因为其已经制度化了，所以实施体罚的老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也只是充当了某种工具而已，他们或许有瞬间的愤怒，但很快就会化为乌有，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再独立情感的惩戒工具，如此他们的惩戒就变成了机械的体罚，甚至是完完全全地暴力施加者，不再有情感全情投入的前提。而整个惩戒过程也就变成了“问题学生”与一种冷冰冰的制度的对抗，学生有获胜的可能吗?任何个人与制度的对抗，几乎都是死路一条。

体罚的教育VS爱的教育

20xx年3月，有一群学生参加一个辩论赛，当时的辩题在很多看来比较奇怪：正方的论点是“爱的教育比体罚的教育更有效”，反方的论点是“体罚的教育比爱的教育更有效”。乍一看这个辩题，反方有天然的获胜劣势，尽管当时“虎妈狼爸”的经典案例一直被炒热，但从法律和道德都难找到足够取胜的支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方的辩手竟然找到了我，问我的看法——我为此写出了一个小小的短文，准备为参赛辩手的立论抛砖引玉。写完之后，他们的想法似乎和我有一些出入，因此并没有完全接受我的说法，但是最后反方经过精心的准备，精彩的论证，获得了辩论赛的胜利——

究竟何为体罚?“体”是罚的桥梁，即通过人的身体施罚。“罚”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罚，罪之小者。从刀、从詈，会意。未以刀有所贼，但持刀骂詈则应罚。”(后世的解释中“未以刀有所贼，但持刀骂詈则应罚”一直被作为经典的论证。)但这里的解释前后并不一致，说其为“罪之小者”是作为名词，而举例论证中却有明显的动词内涵，表示对待小错应该采取的手段。(作为名词的“罚”，“罒”是“网”的意思，代表法律，“讠”和“刂”则是代表内容，可理解为拿着刀说一些不符合法律的话就称为“罚”;作为动词的“罚”，“罒”也代表法律，可理解为站在法律之下拿着刀通过语言对人进行惩罚。)“体”和“罚”连用，究竟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为：通过人的身体施加刺激，以达到轻微惩戒的目的。

体罚被作为一种手段引进到教育领域，必然也要为教育的目的服务。那么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又是什么呢?当学生犯了错，通过对学生身体施加刺激，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手段，是本文主要讨论的体罚。那么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虽然沧海已化为桑田，但是这个目的应该还没有过时。因此，我们可以用比较时髦的词，把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定义为：面对学生的过错，通过对学生身体施加刺激，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教育手段。在这里有三点需要强调：第一，体罚的前提条件是学生有过错;第二，体罚必须是从外部对学生的身体施加刺激;第二，这种刺激的客观效果必须是积极的，至少是无害的。唯有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体罚才有资格成为一种教育手段，否则它就与教育本身背道而驰，不能见容于教育。

我们平时所说的体罚和变相体罚，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很多教学现象中的所谓“体罚”只具备两个要素，即“过错”和“身体刺激”。而第三个要素至关重要，因为客观效果如何是区别“体罚”和“暴力”的主要标准之一：当客观效果是积极的时候，这种行为是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而当客观效果是消极的时候，这种行为已经演变成一种暴力行为。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我们可以接受，而暴力行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也是与文明时代不相符的行为。(很多时候，“体罚”已经为暴力行为背了黑锅……)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也绝对不是简单的暴力行为。如何才能保证教育过程中的“体罚”行为，不至于沦为简单的暴力行为呢?是值得每个教育主体(包括学生、教师、家长等)注意的问题。

首先，体罚的前提条件是学生有错误。但是“有错误”不是施教者简单的定性，而是有客观的正误标准，并且接受教育者也应该对这个标准“清楚明白”，这两者缺少任意一个，都可能让受教育者心有不服，心有不服就不能保证客观效果是积极的。这就意味着，在实施体罚之前，作为施教者必须先确认这些问题，以确保教育对象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以自愿主动接受体罚。萧百佑先生发明的“萧氏打法”(问“度娘”，这里主要强调“打前教育”)，将自己四个孩子中的三个顺利“打上”了北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体罚典范。

其次，体罚必须是通过对学生的身体施加刺激。这是体罚的核心和中心环节，其中出现任何一点偏差，过轻或过重，都会影响体罚的效果。人的身体都能承受一定的外力刺激，但是不同的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承受外力的能力也不一样，因此在实施体罚的时候也需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尤其是要注意，如果体罚过重，超过了学生承受能力，则会沦为暴力行为。古代先生的戒尺，一般都是落在学生的手心，而科学研究表明人的手心是最不容易打坏的地方，因此也算是一个科学的体罚典范。

做好了前面这两点，可能保证体罚的客观结果是积极的，才能诠释真正的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因此，可以说体罚也是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易掌握的，因此能真正完整诠释体罚的教育者也不多。但是，这种教育手段通过外力的刺激，激活内心的反省，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考，帮助学生尽快的成长，促使学生自觉地向善——这些是其他教育手段无法替代的。因此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是必要的。

相对于体罚的教育，现在爱的教育似乎更有市场，但是究竟什么是爱的教育呢?现在关于爱的教育的理论也百花齐放，或是以爱护学生为出发点，或是向学生传达爱意，或是教学生有爱心……总之是围绕“爱”这个主题展开的。“爱”相对于“体罚”是一个更加抽象的词语，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心灵又是其归宿。因此，如果说(作为教育手段的)体罚是面对学生的过错，通过对学生身体施加刺激，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手段，那么爱的教育就可以定义为：通过对学生心灵传达关于“爱”的刺激，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体罚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教育手段，而爱的教育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教育手段。和体罚的教育相比，爱的教育有以下特点——

爱的教育适用范围比体罚宽广很多，体罚是针对学生的过错，而爱的教育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但是适用范围广，并不意味着更有必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很多学生犯错更是家常便饭，在处理学生犯错的问题上，体罚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手段，这一点可以说任何其他教育手段都无法比拟。因此可以说，在面对学生的错误时，体罚是一种必要手段，而爱的教育只是一种可选择的(非必要)手段。安东·谢苗诺维奇在高尔基教养院第一次怒不可遏“扇了札陀罗夫一耳光”(详见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第一部·第二章，其中谢是该教养机构的负责人，札陀罗夫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学员。办学之初的学员都是散漫无礼的，教员宽容理解却无济于事，经过这一次“打耳光”事件之后，教学情况出现转折)所产生的效果，足以证明这一点。

体罚与爱的教育对人影响的路径是相反的，体罚是由外而内，而爱的教育是由内而外。究竟哪一种更好呢?可能各有所长。但体罚无疑是一种给人更多自由的路径，体罚是通过对身体的刺激实现的，刺激之后需要受教育者自己的反思与总结，可以激活自己的思维，主宰自己的思想;而爱的教育却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是一个人的意识作用于另一个人的意识——有时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灌输与绑架。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可能不需要思考就接受现成的思想，因而怠于思考，最终丧失自己的思想。身体的轻微痛苦，和思想的被绑架、被束缚，究竟哪种更自由呢?答案是不言而喻。

体罚强调客观效果的积极性，因此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爱的教育并不强调这一点，并且适用范围也更加宽泛，概念也更加模糊。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说体罚是一个穿制服的士兵，总能保持威严笔挺，爱的教育则是一个擅长打扮的小姑娘，千变万化。但这种丰富多彩在教育的过程中未必是好事，从爱的性质出发，就能发现每个人的爱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意味着爱的教育的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看似拓展了学生的选择空间，其实不然——马尔克斯就提醒人们，面对过度的自由只有“单向度”一个归宿(详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理论);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后现代这个大背景，更多的选择就意味着更大的虚幻，更多的虚幻就意味着更快的灭亡。时代需要的不是这种自由，而是一种理性的坚守——坚守人性最后的城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爱的教育以什么为桥梁传达到人的心灵之中呢?现在看来，无非是语言和行为，但是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尤其是现代的语言，更容易引起人的误会。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很多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加之每个人对于爱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更容易引起误会，错把爱当作严苛、把溺爱当作爱，把纵容当作爱，把包庇当作爱……这样的误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爱的教育有可能完全沦为学生的各种挡箭牌，逃避责任、无法无天、骄纵散漫可能都在这片土壤中滋生。尤其是在独生子女占很大比例的社会大背景下，这样的结果更容易出现。可以说，现实的社会不是缺少爱，而是爱的泛滥和误解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觉悟，需要的是纪律和规则意识，而纪律和规则意识如何建立呢?相信体罚比爱的教育更能胜任。只有当人们有了这样的觉悟与意识，爱的教育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我们不否认人需要爱与关怀，但在现有的背景之下，教育中体罚比爱更有必要，体罚比爱更能解燃眉之急。或者说，现在体罚是一种不得不要的手段，而爱的教育只是提供一种更多的选择。

罚而无势，爱而无言

再声明一遍：我既没有暴力倾向，也没有为任何暴力辩护的意愿。我只是最为一个教育战线的小卒，借机谈一点自己的真实想法。

教育离不开与人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就离不开情感的投入与反馈，感情的投入与反馈不匹配就容易引发情绪的激荡，情绪激荡就容易引起暴力相向——这是解锁教育中“罚”的正确姿势，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罚”都有可能演变成真实的暴力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情感的投入——情感的投入可以视作爱。从这个角度看，在教育领域，爱和罚可能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但教育一定不希望培养出一群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渣滓，因为教育在关注学生成长的同时，也强调学生成长的方向。这对于教育者而言，无疑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要真正保证方向的正确，需要极大的智慧。当爱与智慧真实结合之后，所谓的“体罚”、“爱”都可以成为教育的途径，都能成为面向成长，面向未来的动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豫章书院”制度化的体罚，已经演变成一种暴力行为，并且是最恐怖的暴力——冷暴力(制度的暴力)与热暴力(人的暴力)的综合体。这种畸形(至于怎么畸形的，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的产物，不属于教育，更不应该属于教育。

我想以教育的名义声讨之(“豫章书院”制度化的体罚)——请原谅我的狂妄…

箫爻

风雨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