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要进行制度结构调整 发挥北京科创“聚宝盆”作用

“北京有两万多亿的GDP，有四五千亿的工业产值，这些在京津冀来讲不算什么”，刘伯正分析，但是北京更重要的资源是它的科技创新资源，这对整个京津冀地区都是个聚宝盆。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要进行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还要进行制度结构的调整。

1月6日在河北保定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上， 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北京市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如是说。

刘伯正解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不是简单的打通几条断头路，也不是简单的搬迁几个企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有着深远的考虑，涉及到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力的布局等一系列问题，也将深刻变革1亿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北京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表示，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必须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用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适宜的生态关系。比如企业的疏解转移也要尊重企业的实际意愿，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服务与引导。政府应该在三力统筹上做工夫，一拉一推增长企业转型动力。

京津冀协同涉及经济、空间、制度三大结构调整

刘伯正指出，京津冀三地正朝着目标同向、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方向迈进。这一过程涉及到三个层面深刻的调整。

首先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刘伯正指出，京津冀三地都有自己的经济结构，但是加在一起不协调。比如说北京科技创新中心走的是高端路线，高精尖产业结构，而河北的产能过剩和结构过重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新成果一年几千亿的技术合同交易额，在京津地区转化不多，大部分是孔雀东南飞蛙跳式的转型，所以区域协同性不是特别合理。”刘伯正说。

其次是空间结构的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称“纲要”)中提出“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三轴就是京津塘、京津、京保石。刘伯正认为，这三个轴向是对未来发展的谋篇布局。国家将来的生产力布局、城镇化、人口、产业等要沿着这三个轴向分布。

“多节点是什么意思?就是河北一共11个地级市，这11个地级市均是节点城市，所以叫多节点”，发改委国土所所长肖金成分析，但是河北11个地级市，没有一个可以与北京、天津相提并论，所以要通过增长极的培育，让这些节点能够提高，总量做大，质量做强。

第三是制度结构的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到大量的体制、机制、政策和管理的问题。

刘伯正举例称，比如在大兴、固安交界处要建立北京第二新机场和临空经济合作区。这个临空经济合作区是共建的，这个园区谁来管理呢?是共管还是托管?入驻到这个园区里的企业GDP怎么分配，收入怎么分享，环境指标怎么分担?如此一系列的问题，这都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来突破。“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在这方面迈出步伐”，刘伯正说。

再例如北京有很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有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也有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准、政策一样。但是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到天津高新技术园区，同样的程序还要重新申报，像这样的情况是需要改革的。

北京要做加法、减法、乘法

刘伯正表示，北京市正在落实“纲要”，在“十三五”时期将要在5个关键词上做文章。

首先是疏解，做减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基本上是聚和招的历史，现在我们要瘦身、健体，从聚和招，要走向疏解和构建高精尖”，刘伯正解释。

其次是强化，做加法。强化首都的核心功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是突破，做乘法。在交通、生态、产业方面要实现率先突破。规划纲要目标里面设立了三个时间节点，2019年、2020年、2030年。

刘伯正解释，“2019年为什么还要设一个节点目标呢?因为2019年底、2019年初是本届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所以本届政府任期内是有要求的。”

他举例说，北京大红门、天意、动物园批发市场2019年底要实现完全疏解，高速公路断头路要全部打通，2019年底要实现领导机关的率先搬迁等等，所以这方面要有突破性的进展。

第四是创新，这是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北京市早就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北京有两万多亿的GDP，有四五千亿的工业产值，这些在京津冀来讲不算什么”，刘伯正分析，但是北京更重要的资源是它的科技创新资源，这对整个京津冀地区都是个聚宝盆。

第五是改革。“改革就是突破一些体制、机制管理和政策方面的障碍，也就是说要打破那些隐形壁垒，这是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改革。”

张伯旭提出，“希望国家能够有一些区域协同发展方面的综合改革试点，只有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增加京津冀地区对北京企业的吸引力，而不是孔雀东南飞式的"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