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件资料

卢沟桥事变事件发生时间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下面本站小编为大家分享关于卢沟桥事件的详细资料，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事变事件发生时间是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发生，事件的发生标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 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对北平虎视眈眈。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带来了中国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

起因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头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当晚8点钟，日寇突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一个士兵失踪借口，要进入北平(今天的北京市)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随即爆发。

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初期，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0xx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希望用武力灭亡中国。

清水节郎大尉指挥士兵作战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

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因“枪声”和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

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进行顽强抵抗。

地理背景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抵抗，开启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历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 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意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般史论的重点，在于研究这一“偶发事件”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以“事件”之因，来探求战争之果，如此短促的逻辑结构——显微镜般的考察，事件“事实”越清晰，其在历史进程里的意义却可能越模糊。“卢沟桥事变”，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结果，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它又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当的历史观。因而，时至今日，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我们的结论，当然不同。

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求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的选择是：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亦即“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所谓“势所不许可”，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

“九一八事变”，以及东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其特殊之处，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现代化转型之际，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无不是传统中国“忍无可忍”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也差不多无有例外，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内(对抗太平天国)外两场战争，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结果显现：“李合肥一人对一国。”(梁启超语)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对抗外侮，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清亡，没有意外。1920xx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强压迫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

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十年民国，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现代化气象。这是最近被广泛注意的所谓“民国范”。但是，我们稍稍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中国整体性格局，情绪将截然相反——1920xx年，甘肃回教的马家军，反抗冯玉祥，双方肆行屠杀，汉人、回民死伤20万人;1930年，冯玉祥反蒋失败，退出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成为回教军人的天下;1934年，拥兵3万、反复无常的孙殿英自察哈尔经绥远进攻宁夏，回军拒之于前……西北中国，并无宁日。而东南沿海，1932年，广东有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据有胶东的师长刘珍年之战。西南地区，军阀割据的四川，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与田颂尧，民国以来，大小战争多达480余次。

中国的统一，徒有其表。民国范儿，其实可怜。1931年，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应对两广军事的蒋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变”。外患未因内乱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历史学家徐中约论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0xx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归于失败之后，这种观念却越演越烈”。

1931年，长江、准河以及大运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10个省份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而同时，中国又深陷内部动荡与局部冲突。日本关东军精心选择这一时刻，完成了对沈阳的占据，随即又在百天之内，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占领。与历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来源。

“九一八事变”作为一种转折，中国结构性的内外矛盾由此转换，外侮——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挑战，上升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内”，当然不再正当。但是，东三省虽为日本人所据，而这一政策却仍在运行中，没有更张之意。因而，“九一八事变”许多复盘与推演，完全放弃抵抗而导致日本军人集团势力的全盘领先，便是结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逻辑而论，6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亦将可能重蹈东三省旧途。据有华北，日本往南可以推进到华东与华中，并进占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夺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直至贝加尔湖——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而这一套战略逻辑，之于中国，蒋介石当然意识到其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在当年7月17日的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他说道：“我们的东四省(当时行政区划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只是，内部如此糜烂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之力以抗日寇吗?1937年，这个国家到了必须回应这一挑战的关键时刻。应对此次危机的庐山会议发出了明确而响亮的声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个月后，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我们拉开时间的距离，前溯至1840年，自鸦片战争始，接近120xx年后，中国的历史揭开新的面貌——“卢沟桥事变”后，这个国家整体性的被动情势，由此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这当然不是实力比较的计算所能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必需的选择。历史自有逻辑，统一的独立的中国的建立，亦即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需要经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复杂格局并最终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

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