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偏差青少年状况的研究

宝山区团委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始终高发，特别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势头明显，犯罪类型增多。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政府深感忧虑，社会各界反响很大。在此背景下，宝山区团委对辖区内的偏差青少年进行了相关研究，重点了解偏差青少年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就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预防、构建一个整合的预防和控制体系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行为偏差　青少年群体　服务需求　预防网络一、研究的背景与概况（一）研究目的宝山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地广人多，外来人口众多，青少年犯罪问题为各方所关注。本课题主要是通过对宝山区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研究以了解现状，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一群体的需要，创造条件更好地服务他们，降低他们再次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此外，为有关政府工作部门工作提出积极有效的参考措施。（二）研究对象本课题研究对象是宝山区在档的138名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是指：年龄在16-24岁之间，在行为上触犯法律，且受到不同类型制裁的青少年。 （三）研究方法1、深度访谈。根据差异性原则，参照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犯罪类型的不同、年龄结构的差异，从138名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20名青少年进行重点访谈，通过逐一单独交谈，深入了解他们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在严重行为偏差前后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变化、朋辈群体等情况。同时，重点访谈若干个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家庭，了解其家庭成员对子女行为的看法、家庭沟通方式以及对子女的未来期待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2、焦点小组。组成两个焦点小组，收集与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直接接触的各个机构成员对此特定群体的看法，重点是了解这些一线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对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发展前景的描述和想法，从他们特定视野角度呈现出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现状与发展。焦点小组成员包括公安局、政法委、检察院等机构的一线工作者及青少年社工。3、问卷调查。在综合分析访谈资料、小组谈话记录的基础上，设计针对性问卷，通过量表测定家庭、学校、社区相关方面因素对这些青少年的影响，重点了解在青少年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性因素与支持性因素，以及这一青少年群体本身所具有的资源与优势。61名受访者填写了问卷。其中，17-18岁占52.5%；初中学历占59.3%；近四成生活在单亲家庭。二、研究的内容与结论（一）风险因素风险因素是在调查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诱发青少年行为偏差的不利因素，也是这些青少年纠正偏差行为的阻碍因素。风险因素存在于青少年生活的三个空间区域：家庭、学校和社区，主要表现是家庭沟通存在障碍，排斥学校生活和社区参与较低。1、家庭沟通存在障碍如表1所示，受访青少年中很少与家人交谈的有36.6%，父母经常不在家的有32.2%。家庭经常发生争吵有16.4%。这些数据都表明这些青少年所生活的家庭存在沟通障碍，或者说家庭的沟通方式存在偏差。沟通障碍直接导致的后果是33.3%的青少年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理解自己，26.3%的青少年小时候经常被父母打骂。家庭沟通障碍还明显表现在青少年发生严重行为偏差后，有81.9%的家庭对青少年的要求降低，只要求他们不在外面惹事生非就可以了，不要求青少年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相应规划，不鼓励青少年在跌倒的地方站起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表1　家庭因素(%)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不知道不适用我家里经常吵闹我和家人很少交谈父(母)经常不在家父母不理解我小时候父(母)打骂自己出事后,家里对我的要求就是不惹事家里因为我的事很丢脸一些受访青少年是这样说的：王某，17岁，女，初三，“我与我妈天天说不上几句话，她只是一味地骂我，看我不顺眼，根本不理解我”。李某，男，“我在家整天上网玩游戏，与我妈几乎不说话，除了我妈喊我吃饭，我和她说几句，其它时间我们不讲话”。张某，男，“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是晚上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惹事就可以了。爸爸他自己白天睡觉，晚上上班，也没有时间管我，要是他管我，多给我点父爱，我肯定也是上大学的人了。”调查还发现，在单亲家庭中，青少年与不在一起生活的父（母）一方的沟通方式主要是见面即给钱，产生长期不良的互动。例如：李某，17岁，男，“我爸爸妈妈离婚后，我跟爸爸生活在一起，妈妈开了个棋牌室，我只要去找她，她就会给我钱，多的时候四五百，少的时候二三十也有的，主要看我去得多不多和她生意好不好，她不管我怎么花的。”王某，男，“我经常去看看我妈妈（与父亲离婚），她会给钱，手机也是她买的；有时候也去爷爷奶奶那吃饭，他们也会给我点钱花。”2、排斥学校生活如表2所示，近四成受访青少年在读书时不喜欢学校的生活，近三成青少年觉得老师不喜欢自己，这些青少年与学校产生一种相互排斥的效应，这使得这些青少年缺乏学习兴趣，在学校容易惹事，甚至常在学校外面惹事。表2　学校因素(%)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不知道不适用读书时，我不喜欢学校的生活老师不喜欢我读书时，我经常在校外混我觉得在学校学不到东西我在学校经常惹事一些受访青少年是这样说的：蒋某，男，“我原来很不喜欢学校，不过我还是想上学的，不过现在也不知道该学点什么了。”赵某，男，“我上学时多次被学校退学而转校,小学换了八所,初中换了三所，所以学业无所成。”3、社区参与度低调查发现，近六成的受访青少年经常就在家睡觉、看电视，过着一种隐居在社区里面的生活，有五成青少年最重要的娱乐场所就是网吧，在虚拟社区中游荡，在游戏中寻找刺激和消磨时光。而现实中的社区缺乏青少年活动的项目，72.1%的青少年很少参加社区的活动。（二）支持性因素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类弱势群体，在家庭中不被信任，在学校受到排斥，在社会的边缘行走。如何纠正偏差行为、正常生活，支持性因素在这过程中发挥支撑性作用。1、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性虽然调查中发现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在众多领域面临问题，但是也发现在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在不同群体的支持下各方面的问题有所改善。首先，青少年有数量较大的朋辈群体，能给予他们很大的精神支持，在舒缓精神压力，情感安慰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调查显示，在家庭生活中不愿意和家人交谈的青少年在朋辈群体中沟通状态良好，近七成青少年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与他人沟通。同时，与同辈群体的密切交往对青少年保持精神健康有正面促进效用，五成的青少年不认为自己内向，六成的青少年不常感到郁闷。在从外界得到帮助方面，有67.2%的受访青少年从朋友那得到需要的帮助，仅次于家人给予的帮助。其次，是家庭的支持，虽然为数不少的青少年在家庭中存在沟通障碍，但是家人还是青少年最为初级、最为重要的支持资源，有73.8%的受访青少年从家人那里得到帮助。再次，社工的专业职能得到实现，成为这些青少年求助的对象。有62.3%的受访青少年从社工那里获得帮助，超过亲戚、居委会等传统自然资源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此外，与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密切相关的司法部门对这一群体的问题也更为重视，检察院的未检科、公安局所属的派出所、政法委下面的预防办都出台很多具体措施，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青少年潜力有待挖掘在注重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与加强之外，还应该重视青少年本身所具有的优势，绝大部分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具有自我改变的能力，73.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能够调整自己，有近四成的青少年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内在动力与能动性是需要引起外界重视的支持性因素，也是偏差青少年的优势力量。（三）服务需求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就需要倾听来自青少年的心声，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服务需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遍的青少年基本需求，同时也反映了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工作中需要探求的工作途径。探求行为偏差青少年基本的需求，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这些合理合法的需求是非常必要也是必须的。1、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即时服务青少年违法犯罪有一定数量是一时冲动造成，在事故发生后，需要及时善后处理，减少不良影响扩散。目前对于青少年违法犯罪法律采取未诉未检，宽大处罚已经相当人性化，但是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事故的发生对于青少年本人，对于其家庭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何化解事故带来的不良后果和消除长期影响有待进一步的服务跟进。比如，不少青少年在事故发生后，不知所措；家人在知道后，觉得丢人，而不能及时善后。因此，建立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及时服务机制，对这些青少年提供及时的服务非常必要，通过心理疏导、危机应对来消除不良影响。2、更多的受教育接受培训的机会从调查情况来看，即使是近半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青少年的家庭仍然希望青少年继续读书或者学习一门技术，而没有继续读书的青少年也没有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或者自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闲散在家。因为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从高中、技校中途失学的青少年比较多。调查发现，57.4%的青少年想继续读书或培训。3、更为丰富的社区文娱活动调查显示，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基本的文娱活动只有两项选择：在家看电视和在网吧上网，部分青少年父母担心子女长期在网吧出入被他人带坏，再次“出事”，于是干脆买台电脑装上宽带让子女在家上网玩游戏。过于简单贫乏的生活不能有效的满足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需要，长期心理上的不满足与压抑容易造成特殊情况下一时冲动。因此，社区作为这些脱离学校青少年生活活动的主要空间，需要开展一些适合青少年年龄与兴趣的活动项目，丰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三、相关的对策与建议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下任何建议的落实都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资源投入和大力支持。西方国家已经将投资于青少年服务视为一种“社会投资”，换句话说，它是“有利可图”的，当然这样的收益是长期的。所以，哪怕是我们目前的投入暂时没有明显的效益，我们依然要坚持这一方向，投资于青少年服务需要一个长远的、发展的眼光。（一）社会工作进入学校社会工作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已经全面覆盖上海市各个社区，宝山区在推广社工方面更是走在前列，成为社工配备最为完备的一个区。但是青少年活动最频繁的地点——学校依然在社工覆盖之外，导致青少年从学校游离出来，以闲散青少年、严重行为偏差青少年的身份成为社工在社区服务的对象，这是一种事后补救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社工进驻学校或社工联络制度。现阶段可以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先在问题比较突出的重点学校试行，在实验取得一定效果后扩大范围逐步推广，力争把青少年的犯罪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让学校将行为有些偏差的学生推向社会，使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一种“失管”状态，行为偏差更为严重，甚至发展到重大犯罪。（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与社工成立保护儿童青少年小组目前，对违法犯罪青少年进行监控的主要政府机构有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社会团体主要是社工机构。为了资源共享，多头并进，更好地服务于青少年，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成立一个保护儿童青少年小组。小组主要职责是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及其家庭进行详细的评估，并予以相应的制裁。其目的尽可能避免青少年的再次越轨并为其重生提供机会。上海市及宝山区已经在相关领域进行了试点，从目前掌握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措施是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而一个多方参与的制度化平台是促进这一改革的重要平台，这样可以让青少年社工更多参与并提供即时服务。（三）建立无缝隙基准的服务网络以形成全面的预防网络预防犯罪的网络应该更为全面，在青少年的生活中不存在盲点，进入家庭、走进学校，扎根社区。目前有多个部门参与青少年的发展和保护工作，但相关各方之间的协调不够，从长期而言应建立不分年龄、不分类型的“一站式”社会工作服务网络，青少年社会工作要纵向延伸，横向拓展，从而为所有的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三失”青少年。目前的青少年社会工作主要目前集中于补救工作，尚没有聚焦于预防和发展性的服务，而后者才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问题。这样的服务包括家庭生活教育培训（改善家庭沟通）、成功学校计划（改善学校风气）、同辈群体干预计划、青少年社区发展计划。另外，整个社会层面的预防教育也很重要，目前的教育过于死板、说教，难以为青少年所接受。应该推行更为灵活、多样的公共预防教育，比如情景模拟，案例分析，多媒体观摩，实地感受，动漫画等等。总之，要将预防教育摆脱乏味说教，要强调青少年的参与性，感受性以及主体性。（四）增加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闲散青少年社会往往视之为一种负担，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青少年也是一种社会资源，青少年群体精力旺盛，具有活力，学习能力与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要善于发挥青少年的作用，吸引他们参与社区活动。例如作为志愿者身份参与多种活动，提升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用的，是被需要的，而不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各个社工点可以多为青少年的社区参与和志愿者服务提供更多机会。当然，街道和镇的重视和资源投入是至关重要的。（五）建构一个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资源平台我们尤其希望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要关心和爱护社会工作这个新兴的、尚处于“幼儿期”的专业，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要件，因为它是以关心弱势群体为己任，是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社工在焦点小组谈到，社区资源的动员比较难，社会工作技巧有待提高，疑难案例无法处理。鉴于此，我们建议在社工站层面成立一个社工资源平台，该资源中心可以设置一个邀请政府各部门官员参与的协调委员会，一个可以接受或转介疑难案例的资深社工小组和一个收集各类信息的信息中心。另外，我们认为对目前的社会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培训是必要的，短期的、讲座式的培训不能全面提高社工的认识和能力。（六）普及高中教育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进一步的提升对人口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普及高中成为一个优选。学生过早分分流失去读高中、读大学的机会导致他们自暴自弃，并且少数技校或职校根本无法为学校提供有前景的教育和培训。另外，初中生或三校生就业竞争力较低，毕竟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比不上外来的务工人员。所以，从长期而言，这些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少年进入低保系统或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很高、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将，普及高中是迫切的。另外，对于目前的失业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就业培训也很有必要。尤其要在培训中加入更多的促进就业动机和提升社交技巧的课程或活动，简单的、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培训缺乏吸引力、也没有效果。此外，可以考虑增加更多的实习计划，从而有利于青少年积累工作经验。（邵琦、修燕、龚晓霖、张俊峰）领导点评在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宝山团区委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积极承担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并结合区域实际，对区内行为偏差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研究，总体掌握了行为偏差青少年的基本状况，了解并分析了行为偏差青少年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明确了强化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预防，并提出了符合区域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建议，为政府下阶段进一步理顺各方关系、建构一个整合的预防和控制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宝山区委副书记　徐木泉